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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加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之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是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不同的，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被充分耕作。同样地，他们不大重视下一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不适当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当报酬递减倾向变为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这是确实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没有货币衡量的帮助就不能正确解释一剂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往昔的或远处的土地之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的、多少是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以数字的标准为目的，但仍足供广泛的历史研究之用。我们必须考虑以下这些事实：一剂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有很大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通常远不及在农业的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是低得多了。为了大多数的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不熟练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剂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及偿还的一定费用所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十天（比如说）这样的劳动之价值；
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和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
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加以比较，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的种类，则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土地对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对另种作物或另种轮种，能使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产生较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样讲法只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是相同的，一方面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计算一切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一剂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的资本的一部分是由两岁的牡牛若干头构成的，则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是包括年终这些牡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所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十镑时，这十镑包括他的田地所有的一切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它们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以上所述是一般所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这个方法可以看作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种方法有时更为适当。有时对所用的一切资本说成好像都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是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当作是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加工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对于农具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年初时农具的价值当作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到年终时就当作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凯南教授所说，报酬递减律最初是由杜阁加以清楚说明的（见他所著《生存》第420—421页），而它的主要应用则是由李嘉图加以发展的。
经济学原理……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 人口学说史。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将作一些研究。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速、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
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