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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障，造成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在他们国内出现华人伤亡事件，生怕惹来中华帝国的各种报复手段，于是各国政府都极度重视本国境内的华人安全问题，这大大提高的华人海外活动的安全系数。
不过，在海外活动的华人，大多数都是殖民主义者，一部分时探险队，一部分是商人留学生，更有一部分却是中华帝国的间谍。
前面的还好说，各国政府只需要把华人当做本国国民一样对待就成了。可是面对中华帝国的间谍分子，各国政府都头疼万分。
这些中华帝国的间谍以各种身份进入他们国家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各国的谍报机关抓了是本分，不抓是失职。但是抓了后总是酿成外交纠纷，中华帝国的间谍骨头很硬，打死也不承认，造成各国政府在外交上极度被动，抓了人最后还得放人，并送上赔礼道歉。
中华帝国的间谍大多数从事情报收集，很少从事破坏活动。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各国的谍报组织即使证实了是中华帝国的间谍，到最后也很少采取抓捕行动，只是礼貌的“劝出国境”。
当然，这是大多数情况。也有时候中华帝国的间谍被人当场抓住，这时候中华帝国在外交上有些被动。如果是小国弱国，中华帝国便会以强硬的姿态索要，造成对小国弱国形成“领事裁判权”，对他们国家的主权践踏事实。如果是大国强国，中华帝国表面上不承认，但私下里只好用间谍互换，或者利益交换的方式将他们换回来。
总之，整体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扩张步伐在加速，华人开始遍布全世界，到处炫耀和展示中华帝国的‘肌肉块”打造华族人种至上的姿态。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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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0章好吧，咱也有传教士了！
第390章好吧，咱也有传教士了！
伴随间谍一起行动的还有一批来自中华帝国的传统激进分子，他们便是帝国传统思想的奠基势力——儒教传教士。wWw、
自中华帝国成立以来，儒教依然霸占着帝国的国教地位，虽然有些思想家如李贽是前朝明后期的一位“异端”激进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某些规矩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可以说他成了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部分民主性色彩。
不过，即便这样，依然无法触动儒教的主导地位。中华帝国成立后，广泛的民主自由缔造了无数思想家的崛起，在中华帝国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秋时代的先进思想格局。
帝国政府取缔了华人族群中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但森严的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被压迫者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的人群。矛盾转移了，士农工阶层不在欺负国内的商人，将欺负对象转为除华裔之外的次等族群。这使得很多激进思想家将目标从国内转移国外，在主流儒教不可动摇的前提下，开始形成对外思想侵略模式。
帝国政府允许国民言论自由，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帝国建国之初，帝国政府承受了相当大的思想压力。
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前朝明的死硬分子，如黄宗羲，他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中华帝国政府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当时帝国政府正在推行对农民的休养生息政策，对士工商阶层进行适当征税，让黄宗羲误解了帝国政府的苦衷。
再如顾炎武，从前朝明末期开始，他就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中华帝国建国初期的一部分学者影响很大。
再就是王夫之，他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强烈批判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华帝国建国之初，王夫之希望他的观点能够警示中华帝国政府，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提醒中华帝国政府不要走前人老路。
这三人的思想影响了超过半数的学者，给刚刚建国的中华帝国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令帝国政府在建国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任何政策和法律法规都十分小心谨慎，如坐针毡。
起初，帝国政府官员们上奏，要求严惩这些激进分子。神武大帝邓浩楠开始也对自己推行国民言论自由而感到怀疑，但最终邓浩楠的理智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只有顺势利导才能将这股巨大的思想武器化为己用。
邓浩楠挺住了，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强大个人崇拜力量，顶住了来自这些激进思想家们的巨大的压力。
随着帝国政府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皇帝在皇宫外立碑“永不加赋”的誓言博得了帝国国民们的拥护，也改变了黄宗羲对国朝的看法。
接着，邓浩楠在政治改革上推行内阁轮换制，建立上议院（皇室参议院、贵族众议院）和下议院（国民议院），将权力大部分下放帝国公民，允许公民参与国家大事。同时，作为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都察院、廉政公署、法院等机关的建立，使得帝国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奉公，这些举措令原本抨击君主**的黄宗羲、顾炎武等激进分子改变了看法，转而拥护帝国政府。而全新面貌的中华帝国更是令王夫之等生怕帝国走前朝老路的思想家们拍手称快。
虽然前几年饱受他们的抨击，但是先苦后甜。邓浩楠带领他的政府，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这些激进思想家们的态度和看法。
随着帝国殖民时代的开始，森严的等级制度将被压迫者转移到了非华裔的外族和殖民地次等人身上，帝国的思想家们也隧着帝国政府的步伐，将尖锐的矛头转移对外。
从神武十年开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首的激进分子开始论证新的思想理论，他们以儒教为基础，修改成国内和国外两种思想。国内为华族平等型，华裔士农工商一律平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点已经实现。国外为华族至上型，针对次等民族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将儒教学说传播出去，期望打造大中华共荣圈。
神武十二年，帝国本土儒教学者同这些激进派思想家们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帝国儒教教派，对内推行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对外推行加强版的儒教思想。
九月，由黄宗羲亲自率领的第一支儒教队伍，共计七十五人，开始在吕宋殖民地传教。他们在马尼拉将原本的西班牙人天主大教堂改为了儒教大教堂，并成立了孔子学院，借助吕宋殖民总督府的力量，强制、半强制的推行儒教思想。
紧随其后，中华帝国政府认为在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之后，如果加上思想文化侵略将会稳固殖民地统治。同时，中华帝国的儒教传教士也会把东方的理念传播到西方世界，增强中华帝国在欧洲国家当中的影响力。
于是，中华帝国政府成立儒教基金会，由帝国政府专项拨款，用于支持帝国的传教士们到全世界传播儒教学术，弘扬中华帝国的威名。
有了国家资金的帮助，帝国的儒教传教士队伍迅速膨胀，先挤兑欧洲在华手机看最快的传教士，然后再走出国门，开始大规模的向西方思想界入侵。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
早在前朝明，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明朝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