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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看事情，最多不过看见，看清楚，看明白，看到，事情的后边是什么就不知道，所谓一叶障目。神和伟大的人从事情的后面看起，看透，看穿，看破，看烂。神从终点研究问题，你去问生，他从死说起；而普通人求生，还交钱磕头。普通人希望好，伟大的人从坏开始研究，所以他们有心理准备，就不会慌张。神从不慌张，饱经世故的人不慌张，大人不慌张，男人不慌张；什么人容易慌张？小孩、女人、涉世不深的人、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对未来没有预期就会慌张。
我谈企业不谈什么百年老店，想做伟大的企业就得研究企业怎么死，得把企业的死法研究透了，回头过来讲“剩”的。什么“努力做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普通人求签拜佛。在伊拉克人处决人质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特种兵最冷静，保持坦然自若，因为死亡训练是特种兵的最后一项训练，死亡是他们的最后一件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专业的做法就是不慌张。
死都研究完了，对未来的预期清楚了，当然就淡泊了。庄子的老婆死了，他还鼓盆而击之，为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死之后才能进入自然，变成泥土尘埃，最终又回到世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过程。
一个企业要不死，也要从死开始训练。企业的死因一般有四：其一，社会革命，萨达姆时代牛气的企业，美国人来之后就死了。其二，自然灾害，来一场地震，企业破产了。其三，技术进步淘汰企业，在手机时代，BB机公司垮了。其四，商业周期波动。这四种因素中，社会变革是企业管不了的；保险公司替一般企业管第二个；第三个，技术进步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影响不大，把房子造到天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商业周期而死，这种死法是人力可以解决的，所以房地产公司要做的，就是替物业买好保险，然后研究商业周期。所以万通前几年就提出了“反周期”的研究。
中国的企业老板多数不愿意从终点看事情，而万通就是要站在未来研究今天，站在未来安排今天，不可能成为神，就尽量成为神的邻居。万科20周年，比万通年长6年，万通研究万科，就是站在未来6年看今天。万通研究美国有50年历史的房地产企业，等于站在未来40年看今天。
中国的企业家中，段永平、李东生都是很有平常心、前瞻性的，做事情非常平和，研究问题非常谨慎。当然还有万科的王石，万科并没因为自己第一就自得自满，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研究战略。
多数公司还研究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一些公司已经在研究全世界地产公司的发展；多数人看到繁荣的时候，一些人已经看见萧条，所以万通提出“反周期”。因此最近的“8·31”没有给万通带来什么麻烦，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企业变成了大人，学会了控制弹性和节奏。
希望万通未来能做到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也就成为盈利能力最强，最受同行尊敬，股东最满意的公司，这个境界应该说是一辈子的追求，未必是我能做到的。
五岁娶媳妇
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领导都会做项目，但不会做公司，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两套功夫，就好比会打铁和会经营钢铁公司是两回事。我说过，五岁娶媳妇不是机遇，因为还没有能力，能力跟机会要匹配才能成事。美女从窗前过都瞎激动，但带回家去没法使。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生孩子只需要一分钟的冲动，组织家庭，承担责任却需要更多能力。25岁会当爹不一定能作教育家，当爹只教育一个孩子，能教育好所有孩子，还能办学的才是教育家。
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家，只要是房地产公司都能搞好才是企业家。王石管理的公司没有不赚钱的，这就是企业家。一般公司做三个项目，老板就没法睡觉了。万科这个公司已经发展成织物的形式，可以不断复制，万科做40多个项目，王石还能满世界“玩”——其实我不同意媒体说这是“玩”。王总和我在外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很宏观的问题。管理40多个项目的董事长，就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如果他光知道门窗怎么钉，这个公司就死定了，和5岁娶媳妇一样，全乱了。一个董事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视野就应该越大。我和王石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讨论人类历史、企业历史、社会变迁，大的判断都是站在终点来看企业。董事长理性的原则是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建立制度——这是董事长最重要的产品，建立持续盈利的公司这样一个机器，而这样一个机器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建立的。
华盛顿创造了美国制度，200年来，美国的财富积累成为世界第一，GDP占全球将三分之一。中国200年前的GDP比美国高，那以后出了很多领袖，他们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传奇但没有创造财富，如今中国的GDP不到全球4％。我们的传奇比美国多，美国总统一届4年，还来不及传奇就下去了。而中国尝试一个主张，用了70年，社会成本巨大。
公司也一样，不能让大家为一个人的决策陪葬，公司应该少出领袖。创业者建立起持续创造财富的制度，然后应该淡化自己，用好的机制选拔人，用业绩淘汰人，这个公司就能进步——哪怕关于房地产的事儿一点都不懂，懂这两句话，就能行。
大和尚
小和尚怎么才能成为大和尚？要勤奋地念经，从一部经念到五部经，从门前扫地念到后堂，由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然后开始云游四方。云游的都是大和尚，小和尚就是打扫卫生。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大和尚，云游、修庙——这不是“玩”，是研修，实地读书。
比如这次我们到北朝鲜，就能看到制度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王石说到万科内部建立反对机制，万通也要有合理的反对机制。虽然我自己还是大股东代表，但正因如此，没有制约机制潜在的危险更大。在制约机制下，我提出任何建议都要先经过反对机制过一遍，然后再正常决策。
另外，还要把决策的责任放在天大的位置。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可能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美国模式，必然使万通的财务弹性大，而土地储备少，在未来几年，决策带来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
中国人从来都是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决策不花成本，都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主意，没有制度制约，永远都是决策偏离轨道，总要解决遗留问题。我们200年来的制度选择太多样了，而西方在500年前选择过一次之后就没再选择，只一套，500年不变。所以500年前荷兰、西班牙牛气，400年前葡萄牙牛气，300年前是英国，200年前美国开始牛气，100年前日本兴起，50年前四小龙兴起，我们这20年来才开始牛气。从清末开始，我们试错了70年，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孙中山夭亡了，蒋介石跑了，毛主席去世了——都是自然规律，竟不能用和平的办法讨论清楚一个好办法，然后定下来不变。
我希望万通的未来也不要因为我死了才发生变化，应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机制。还要实行任期制，该退就要退。后人说秦朝，其兴也忽，其亡也忽，快起快落，就是因为创始人能干，“咵”地起来，“咵”地弄死。德隆是一个例子，如果在它起来之后，迅速建立一个制度，有人能制止创始人的膨胀，可能就会好。
在公司里，我不追求绝对权力，希望在我能做事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门窗是经理的事情，公司开发的项目门窗不好，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因为我建立的制度没有能把门窗做好。我只调整制度，不调整门窗，我创造优秀的制度，选出优秀的经理，让公司的经理们发自内心地把门窗搞好。
万科能迅速成长到今天，很大一个原因是上市以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制度，现在的万科是公司推动项目，而不是老板推动项目。国内很多房地产老板不想办公司，只想做项目，公司成为老板的附属，外人看不见公司，只看见老板。
由“平常心、前瞻性”引出来很多思考，最后还是归结到这六个字上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9节 象征大于一切
《万科》周刊
吴晓波
2003年度CCTV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