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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学究认为治理天下，就应该向古代帝王那样讲究仁义礼智信，并且列举各个朝代所谓的大治故事，希望以此来教化国人。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国民日报连连发表文章，列举历史书籍记录的这些帝王种种失德之举，说明这些帝王虽然在天资上虽然比其它帝王聪明，但其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源较多，从而创造天下大治的条件。
国民日报考证了各王朝更迭时全国人口数字，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
而全国出现安定的时候，全国人口已经锐减到二成或以下：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锐减到1/3。
光武帝去世时，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锐减到1/3。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
锐减到1、4。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锐减到2/5。
在这些触目心惊的数字面前，很多反对者感到问题严重性，一些人纷纷改变主张，表示尊重政府决策，建议在全国施行计划生育。
但就在大家正要欢庆胜利的时候，一个前清进士提出问题，在古代中国人口基本上控制在5000万左右，为何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能够增长到4万万人，如此局势方为之一变，反对者仿佛又找到理论根据。
而就在这时，杨兴提出观点，经过多位大师润色，最后以民政部长王宠惠的名义发表了社论，在社论中，提出人口规模应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每个朝代人口膨胀到5千万，往往引起社会问题，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全国出产只能维持到5千万人左右的规模。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江南各地得到充分开发，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承载人口数量随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缓慢的，是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在明朝与清朝表现尤为如此，通过从南方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从而维持朝廷稳定。
历次人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是北方出现连年旱灾，全国人民无以为继，饥民无以为食，被迫如此。
这正如在前几年，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匪患猖獗一样，在审问一位被俘的土匪，问其为何当土匪，这位土匪叫嚣着：你剖开爷的肚子，就只要爷为何当土匪了。
诚哉斯言，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劳作获得生计，又有谁愿意在刀口中混饭吃。
在前几年，国民革命军每占领一个省，一些地方武装面临解散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有口饭吃，坚决不同意解散，到最后即使干工程兵，每天从事重体力活也在所不计。
良民成为土匪，前几年军队整编过程中难点，虽然说明土地兼并重的问题，但更说明在当前中国，人均占有土地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像西欧各国学习，夺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外，除了改进耕种方式，提高亩产外，现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施行计划生育。
与此相呼应，多位留学博士通过报纸向大家介绍西欧奉为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其进行发展与创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的算术级数率增长。
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
从而将人口理论分为三部分：
①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②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着的抑制。
③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
这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通过上述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②只有拓展土地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水平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③人民的生活水平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人民生活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而与此同时，在全国很多妇女领袖也纷纷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决策，施行计划生育，一些人描述丈夫、公公婆婆将自己视为生育工具，每年除了生育小孩，还是生育小孩。
这些妇女领袖认为，现行的生育制度，是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希望将妇女从生育枷锁中解放出来。
在这波计划生育宣传攻势中，
一位记者到一些贫民窟，到一些偏僻山村，看到有的一家7口，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大家每天只能喝米汤度日，整个舆论当即哗然。
要解决贫困，就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若还是坚持多子多福，那只能是共同贫困，谈什么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根本不可能。
是在城市里面，在学堂里面，在一些妇女工作公司，如砂布厂，丝绸厂里面，这些少女在组织之下，纷纷游行，要求通过计划生育法，不要将妇女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后，于是国会议员的主张开始转向，那些过去嘲弄挖苦的纷纷转向。
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最高兴的是说自己有多先进，而讨厌说自己非常保守。
如此，在社会上基本取得共识，
大家逐步认清，多子非多福，强调优生优育，
鼓励一对夫妻生1个、2个子女，
对生育超过2个的，如3个，4个，5个进行处罚。法案确认，
在各级政府部门民政单位成立计划生育司，
根据法律，对以后超生的，或者连续征召服5年劳务外，或者是罚款5万个大洋，
对于超生的，将被剥夺5年以上公民选举权。
当然，对于独生子女，也提出奖赏，在少孩达到16岁后，还是独生子女的，发放一定奖励。
如此，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颇受争议的法案，婚姻法得以通过，大家确认，在全国推行少生优生这一根本国策。
第516章 五年经济计划
随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会议在武汉召开，前世杨兴是学管理出生的，知道自由经济毕竟有很多弊端，如今全国统一后，在全国实行以自由经济为主，辅之有管制的计划经济。
在第二次北伐前，杨兴就与各部会，各省市商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过5年经济发展，使工业、商业年增长率达到18％（历史上改革时实际为17％；考虑到刚刚统一，消除了经济发展中出现太多不稳定因素，因此18％是适宜的），农业年增长率为3％（主要通过兴修水利，以及对良种种子推广应用实现）。
经过十五年战乱，中华民族重新得到统一，摆脱战争的创伤，加速经济建设无疑成为各方共识，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民国这一动乱时期，很多人喜欢投机，喜欢一夜暴富，真正如张骞般大力发展实业的是少数，在全国，各种银号达到十万家，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黑帮背景人士控制了中国银号。
首先是教育建设，目前全国共有大学不到20家，在3年之内，全国建立40所大学，5年内，全国建立大学60所，各高校每年都需在全国范围进行配额招生，如此让各省最优秀人才进行交流，减少彼此之间隔阂，防止联省自治等据割思想死灰复燃。
除西藏、内蒙古、新疆外，各地区都需建立一所高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湖北等开始发展的省份，每个县争取建立一所高中，每个县都需建立新式初中。
5年下来，整个教育投资接近10亿元，该项投资为最优先投资。
其次，在3年内取消各省内有关管卡，在5年内取消国内有关管卡，保证经济流通。
作为全国信贷、银号的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制定了《中华民国银行法》，新版《中华民国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为全国所有银行、外资银行的监管部门，亦为民国货币的发行单位。
规定在全国禁止发放高利贷，自民国16年起，所有利息高于中央银行指导利息两倍以上的信贷，全部作废。
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形势，规定在1年内，只有资本额在2百万以上的银号，并且将资本额的20％交予中央银行后，方可正常营业，对资本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