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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fǔ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xìng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xìng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xìng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xìng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xìng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xìng，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萧宸有时候会思索，从郑老在92年再次拨正华夏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来看：若天假以年，郑老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而不会是以那种被扭曲的形象走进历史。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不知是谁来完成数千年来华夏政治制度上未竟的伟大事业。
萧宸心里的矛盾，叶yù灵也能理解，毕竟朗柳的大好局面可以说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如今明知道“即位”的人是个败家子，他心里要是不恼火那才奇怪了。
“其实，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岳书记比彭书记好？”叶yù灵xiǎo心地问了一句。
萧宸笑起来：“也没什么好不好的，能做到省委书记，谁又是没有本事的人了？只是说，岳书记和彭书记风格不同，‘屁股’也不同罢了。”
“屁股？”叶yù灵微微蹙眉，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么粗鲁的词。
萧宸笑着点点头，见叶yù灵还有些疑huò，便问道：“yù灵你说，文盲魏忠贤为何能淘汰大家左光斗？”
叶yù灵微微一愣，忽然气得拧了他一下：“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还来问我！快说！为什么？”
萧宸哈哈一笑，道：“一个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另一个是从xiǎojīng通诗书长大考中进士的饱学大家，然而大文盲却将大知识分子轻松淘汰，这就是明朝后期魏忠贤领衔主演的一场生动的逆淘汰游戏。”
萧宸轻轻搂住叶yù灵的纤腰，说：“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参政议政。魏忠贤以皇帝玩伴起家，但靠的绝不仅仅是一手出sè的木匠活。一个身体残缺的男人，从万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除了与皇帝朱由校一拍即合的木匠活，还有一肚子的‘杂碎’。作为明熹宗的第一玩伴，魏忠贤淘汰了彼时股肱之臣左光斗，拼的不是木匠活，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亲君’的歪才，而这些歪才的来源，其根本就是他屁股下的位置。
在‘亲君’与玩人方面，这个文盲颇有‘才气’。魏忠贤是个把主子的脉mō得一清二楚的奴才，所以能够代行皇权。他深知明熹宗喜好游戏，所以在助兴上不遗余力。当朱由校玩物丧志之后，他的代办机会陡然增多。他在丑化死对头东林党人领袖人物方面，独具匠心，以《水浒传》中梁山人物对号入座，如làng子钱谦益、大刀杨涟、青面兽左光斗，在侮辱对手的同时，还扣上草寇的屎盆。
而大家左光斗的才气乃治国‘正才’，在整人方面，绝对歪不过魏忠贤。在与魏忠贤的决斗中他失算在先，从轻敌到对对手抱幻想，导致‘正才’最终大败于‘歪才’。左光斗在被阉党诬陷严刑拷打时，为免受皮ròu之苦活活打死而屈打成招，他以为招了就没事了，到后来‘法定程序’时，还有辩白的机会。谁知对手在玩人上绝非等闲之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招了之后就在牢中将人整死，不留一丝机会。
左光斗的盟友、东林党领袖杨涟也惨败于魏忠贤手下。在明知必有一死时，曾发出‘不要读书了，以我为戒’的遗言，这遗言既是对学术不如权术的绝望，也是对才高八斗的自己输给一个尸体残缺的文盲的哀怨。然而，左光斗却不以为然，临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这体现了令人钦敬的刚xìng，但却略去了被淘汰的反思。
为人清廉正直的左光斗，读圣人之书孜孜不倦，但在现实中却不善‘组织’工作，不仅在‘亲君’上刻板无为，而且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