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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湾区的漫长归途中，崔雅大声地对我念着精神分析师费德瑞克·李文森（Frederick Levenson）所写的《癌症的病因与预防》（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Cancer）中的一段，这是少数她觉得可以贴切地反映出癌症心理的书。她目前正在努力研究“癌症蛋糕”上的那个“精神切片”，我们都认为这个切片只占到整幅画面的20％。不是整幅画面，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分。
“他的理论是，那些很难与人产生联结的成年人，比较容易罹患绝症。他们通常都会有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过分自制、从不求助他人、凡事总想靠自己来达成，因此所有的压力都会累积在自己身上，又因为无法向他人求助，或允许自己依赖他人而获得纾解。这股积聚的压力无处可去，若再具有癌症的遗传基因，压力便很自然地转化为癌爆发出来。”
“你觉得这种说法非常适用你吗？”我问。
“十分肯定。我这辈子最喜欢说的一些话就是：‘哦不，谢谢，我可以处理的。’‘我可以自己来。’‘哦，不麻烦了，我可以的。’求助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许这是因为你是长女，又是个过于坚强的女人。”
“我想是这样。只要想想我是多么频繁地说这些话，我就会觉得尴尬。一生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可以自己搞定。’‘我能处理。’‘不，谢谢。’”
“我知道隐藏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恐惧、害怕成为依赖者，如果求助，我怕会被人拒绝；如果我表现出自己的需要，又怕被驳回，也怕自己变成需索无度的人。我还记得自己在童年有多么安静、乖巧、不烦人、不会抱怨。我从没有太多的要求，在学校里也不会向同学透露自己的问题，我只是静静地待在房间里念我的书，独自一人，非常沉静，非常自制。真丢脸，因为我害怕被批评，无时无刻地想像来自各方的负面批评。当我与妹妹、弟弟玩耍时，也经常感觉孤独。
“这就是李文森的理论，”她继续说着。“你听：‘处于前癌症期的人，由于缺乏情绪上的一致性、自洽性，无法与他人融合，自身的苦恼也无法驱散，只有在照顾别人时才能体验到亲密感，因为这是安全的。然而被爱和被照顾，却会导致他情绪上的不适感，这是很容易察觉的。”
“那就是我。你是第一个能够真正与我融合的人，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列出自己致癌因素的清单时，有一条写的是‘因为没有早一点遇见肯’？
看来李文森也同意这一点。他指出‘自己动手做’就是致癌的因素，我这一生都是如此，这是我很深的业，一个我向来就有的问题。”
“把它丢到阴沟里好吗？你现在已经是崔雅，不是泰利了。这个弯已经转过去了，不是吗？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融合的问题，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好好地拥抱一番，这一点我是绝对可以胜任的。”
“我想，我只是在自怨为什么我们不早点开始。”
“在这辆车里不准有自怨存在。”
“好吧。那么你呢？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试着去接受爱，不要太过自信或自以为能处理一切，并且接受身边可以有许多人陪着我、爱我的事实。你的问题又是什么？”
“我犯了和你相反的错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爱我，当我发现有人并非如此时，就会开始紧张。因此，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断地企图平衡自己。我当班长、代表毕业生致辞，甚至在足球队里也要当队长。我疯狂地希望被人接纳，想要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爱我。”
“其实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是恐惧——害怕被拒绝。但你是自我封闭而太过内向，我则是太开朗而过分外向。所有的一切都导源于焦虑、企图去取悦别人、表现自己，典型的焦虑神经官能症。”
“这就是你所谓的F3症病状。”
“第三号支撑点病状（Fulcrum Three Pathology），没错。我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处在焦虑的状态，这就是我和罗杰、弗朗西丝、西摩尔一起处理的课题，它非常难以驾驭，或者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家伙。然而我不认为那是我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一向还能处理，但是如果我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在声音或我的守护神，那麻烦就大了。”
“你不写作就是在弃绝它吗？”
“不，应该说我不写作，又将不写作的原因归咎他人时，便是在弃绝它了。那是一个谎言，来自你的灵魂，而非你的肉体。F3的焦虑只是某种较低的身体能量，那些不让它升起的侵略性情绪。守护神则是你不让它下降的更微细的能量。这股能量一旦受到阻碍，就会引发无法自持的焦虑，这股焦虑会使我彻底瓦解。因此，如果我能诚实面对我的守护神，就能处理F3的焦虑；反之，我就会有F7或F8的病症，一种灵魂的病症，这两者加起来足以使我毁灭。这就是在塔霍湖发生的事。天啊，我真的非常抱歉，那时我总是将一切罪过推到你身上。”
这是我首次以如此自由而开放的态度坦承我曾经诿过于她，虽然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但能够将如此困难的问题弄清楚真好，特别是我们去戴马尔时相处得并不好。自从见过西摩尔以后，我们已经停止争吵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西摩尔挽救了我们的婚姻）。然而战火又因为我对她最近所选择的治疗方式抱持怀疑而被重新燃起，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困难的争吵回合，其实刚好相反，它是婚姻冲突中最低、最困难的状态，但也是一个好的状态。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再争吵了，至少能暂缓一下。也许从克莉斯的身上我们学到：一切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回到旧金山，我们听说卡卢仁波切将在博尔德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山姆打算去参加，并鼓励我们一同前往。几个月后，我们与一千六百个来自各地的人一起坐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礼堂中，参加持续四天的佛教最高法会。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但这场法会确实是“崔雅”最后的催生剂。一个月后，在她40岁的生日当天做了正式的宣告。这一切的因缘是那么地适度，只看了卡卢仁波一眼，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找到老师了。
嗨，朋友们，11月16日是我的四个岁生日，就在这一天我改名叫崔雅。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们所熟悉的泰利·吉兰或泰利·吉兰·威尔伯，而是崔雅·威尔伯或崔雅·吉兰·威尔伯。
7年前，当我还住在芬德霍恩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楚、在某种程度上相当重要的梦。我梦到自己的名字应该叫艾斯崔雅（Estrella），也就是西班牙文的“星星”之意。当我醒来想起这个梦时，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被改成崔雅（许多人都不晓得西班牙文中的“ll”应该发成“Y”的音）。然而我并没有真的去做，因为我向来对那些突然改名的人存疑。当时，改名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窘的事；我自己的批判阻碍了我“追随自己的梦”。
或许是时候未到，或许我需要7年的时间与这个名字合一。毫无疑问，这些年是我生命中最戏剧性、也最具挑战性的岁月，特别是后三年。我先是认识了肯，四个月后与他结婚，婚后的第10天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开刀、放疗；八个月后复发，再度开刀；六个月的化疗，头发掉光；八个月后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今年的六月癌症又复发了。
面对最近一次的复发，我的反应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前两回合与癌症奋战，最显著的反应就是恐惧，这一次却非常平静。当然，恐惧还是有，经过了这段时间，我对癌症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但我平静的程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我发现自己和这个疾病的关系已经全然改变。如果没有这次的复发，我永远也无法彻底认识这份内在的改变。
在我得知切片检查结果后的某个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有关这次复发的事。我随兴记录了这件事对我的意义以及我的感受。我发现自己写了一些我在阴阳特质中找到的平衡感，也表白我终于可以不再做父亲眼中的长子。我发现自己写的是：“崔雅……我的名字现在应该改为崔雅了。泰利这个名字十分的阳刚、独立、不苟言笑、不装腔作势，而且非常的率真，是我一直想达到的境界。但崔雅是一个更温柔，更具女性特质、更仁慈、更敏锐细致，而且有一点神秘的名字——也是我目前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像我自己。”
但我仍然觉得改名字很无聊，没错，这正是泰利可能抱持的态度：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崔雅，崔雅会理解、会鼓励并支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