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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楼始建于1960年，那时我国正闹灾荒，没有谁动辄就把肚里仅存的那点儿东西排出去，至少得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设计多了就是浪费，谁曾想，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吃的方面，人们已经适应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习惯，由此看来，当初的设计师缺乏放眼未来的深谋远虑。
其次，每个单间的挡门均无一例外地被拆掉，这样你在里面的所作所为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毕意属于隐私范畴，所以每次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总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据说这些单间的门原来是存在的，时常有一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画的同学在蹲坑的时候会将他的才华转变成一些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生理卫生图解置于其上，这些东西被一位来我校视察不幸吃坏肚子的副市长在无意中尽收眼底，他当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挡门，不给不正之风任何有机可乘之载体。
再次，蹲坑单间内纸篓的位置的确有碍观瞻，它总是被摆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会竭力不去看它，但还是会在无意中瞥到几眼，极大地影响到蹲坑者当天的快乐情绪。我们可以随手将它挪开，置于身后，可大家碍于其不卫生，谁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我的22岁就这样过去，它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悲哀。
第四章 风中的舞蹈 上
寒假过后，我们迎来大三的第二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床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10点钟起床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便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我们之间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所以我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的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我和杨阳、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抽了几根“万宝路”，对此我们有些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我们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阳被分配到喷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压车间。
我和杨阳呆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我们刚走出喷漆车间，就看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满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压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阳说：“你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并呻吟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又有一些满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只有枯燥无味，大家整日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床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准备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便感觉寒气逼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阳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便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操，我去接，你们真他妈懒！”杨阳凭借自己整日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递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阳，因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床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阳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我的肚子却成了他下床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阳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够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几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嘛？”“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那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塞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外，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民工们在车上遭受到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也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那些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儿而骂得不可开交，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他们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的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性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可算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便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