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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上报了老师，老师又上报给校长，校长觉得没有继续向教育局汇报的必要，做出让我和杨阳带着学校证明去公安局领人的决定。
到了公安局，一名老警察反复叮嘱我们：“带回去要好好说服教育，年纪轻轻的干点儿什么不好，非要练车轮功！”
我们把这句话带给老师，老师找赵迪进行了一次长淡，告诉他不要再误入歧途，将精力用在学习上面，赵迪向老师保证说：“考试前我是不会再练了，等考完试我要痛痛快快地修炼，继续增强功力。”
老师问赵迪为何如此执迷不悟，赵迪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不练车轮功的，上至七旬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全以练功为荣，我们已经铲除跳大神等封建迷信，改用科学方法强身健体，练车轮功正是最好的途径。我们村的庙宇里已经不再播放南无阿弥陀佛的音乐，而是换成李师傅的磁带，香火特别旺。”
老师见赵迪不可救药到极至，便不再坚持勒住他这匹即将跌落悬崖的野马，任其自甘堕落下去。
不久后，赵迪再次被关进公安局，事出并非由于静坐和修炼，而是因为对李无志的盲目崇拜。那次，赵迪乘坐长途汽车去怀柔玩儿，途经三元桥的时候被警车拦住，警察上车搜查乘客的身份证，众人中唯独赵迪没有将身份证带在身上，警察听他又是外地口音，便怀疑他是车轮功分子，企图去怀柔进行非法活动。赵迪在严厉的警察面前临危不惧，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车轮功分子，为了验证赵迪真的不是车轮功分子，警察让他大喊一声：李无志是大混蛋。赵迪还真喊了，他仰天长啸道：“李老师是大混蛋！”
警察一拍大腿，说：“拿下！”赵迪便因此被拷了起来，带去公安局。
警察带走赵迪后，立即将他送上遣回江西老家的火车，可赵迪却在火车尚未开出河北的时候就中途下了车，换乘返回北京的火车，又出现在学校，无论老师和系主任怎样苦口婆心地开导，赵迪依然我行我素，夜晚之时出入于校内各个阴暗角落，坚持不懈地练习。
赵迪对车轮功的痴迷程度已达不可自拔的地步，他买了一本牛津词典，说是要翻译李无志的英文版著作，了解最新动态，他考英语四级的时候也没有如此投入过。每晚熄灯后，赵迪还要坐在床上修炼片刻，他要把宿舍的窗户全部打开，说是为了收集地气，我心想住五层怎么能收集到地气，除非跳下去，这个季节蚊子并没有消失，依然猖獗得很，窗户被赵迪打开后它们便大批涌入，咬得我们五个人遍体鳞包，唯独赵迪静坐如处子而完好无损，可能蚊子对车轮功分子敬而远之，如果真有这等好事，我也会挺身而出修炼车轮功的。
我觉得有一首歌是专门写给赵迪的：每当深夜人静的时候我总也睡不着，我在考虑我的功力会不会越来越好，练成了又怎能样没有人会知道，或许李老师只是瞎说但我却不能放弃信念，我要练练练练不停地练，想不练却不能不练……
赵迪受车轮功毒害之严重使我认为他第三次被警察抓走的日子近在眼前。就在我们为赵迪忧心忡忡的时候，马晓兰却被警察带走，因为她被怀疑向男人提供色情服务，与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一个老板，是搞皮大衣生意的。
那次，警察来地下室搜查外地人口的暂住证，恰巧此时马晓兰的门口摆了两双鞋，她便由此束手就擒，我们也因拿不出有效证件被赶出地下室。
从地下室撤出来后，我们又在东四环路的东侧五公里处，一个叫做大旗村的地方租得一间民房。那里至今尚未开通公共汽车，我们每次只好骑自行车去排练。此处有一家化工实验厂，厂内挺立着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整日浓烟滚滚。每当向外人介绍排练场地的位置时，我们会说：“出了四环路一直向东走，哪儿的空气中有一股酸味就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越走越感觉身体发痒的话那就对了，你会觉得手心渗出一些液体，使得手掌变粘，总有一种想洗手的感觉，继续向前走，你会看到一座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到了大烟囱的底下你会看见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垃圾堆的北侧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沿着通往猪圈的小路再走三、四分钟，然后向东一拐，就到了我们的排练室。
乐队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很多，其中许多带有商业色彩，比如某商家开业，我们便被约去演出一场，可以获得不菲收入。大家看到有钱可赚，自然很高兴。杨阳却并不热衷此类性质的演出，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能唱一些媚俗的流行歌曲来娱乐大众，杨阳对这些口水歌并不感兴趣，他说要唱就唱自己写的歌，要不然搞什么乐队，无聊。但每有盈利性质的演出时，齐思新就表现得异常踊跃，我和钟风对此类演出持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杨阳只好勉强加入到演出中，可他的状态却不是很好。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的手头宽裕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FUN”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期末考试在元旦后如期而至，无论我如何厌倦又企图逃脱，它依然来势凶猛地扑向我，让我猝不及防。我已经有过一次“试读”，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超过两门，我将会被学校开除，面对如此压力，我不得不有些畏惧，一旦真的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整日呆在家中还能够做什么，尽管我曾经有过异常强烈的退学愿望，尽管呆在学校的日子里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多在学校呆一天我就可以晚一天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学校并不使我感到厌倦，我很想留下来。
不被学校开除并非难事，考试通过即可，但只此一点足以让我力不从心。
我在这两年来的多次考试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个人不及格，而这些不及格的名额被我和杨阳等几个同学所垄断，轮流作庄，其它同学永远在及格者范畴，所以，当老师说某门考试会出现十个人不及格的情况时，便预示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将难逃法网，全军覆没。这学期已经有两位任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有两门功课在考试前就被赋予了不及格，如若其它科目再稍有闪失，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办理缓考已不再是对付考试行之有效的方法，学校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所有没病找病的伎俩都被校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在集体的智慧下一一揭穿，再想办理缓考的话，只有折断自己写字的那只手，可很少会有人这样做，所以大家又在寻思着更上一层楼的办法。
我和杨阳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毅然决定去饭馆喝酒。
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关于考试的事情，杨阳说：“这次悬了，弄不好就玩儿完。”
我说：“是啊，得想点儿办法，自己考是不能及格的，要再能从老师那里找来试卷就好了。咱们把‘机械设计’老师的办公室撬开怎么样？”
旁桌一个吃饭的人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
杨阳说：“撬开也没用，丫整天把备课本、资料什么的放在书包里，与他形影不离，考试卷子肯定在家里。”
“那咱们把他家撬了吧！”
旁桌吃饭的人又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杨阳说：“别逗了，撬办公室属于品质不好，撬人家的门属于犯法，抓住了就得判刑。”
这时，那个旁桌人对我们说道：“不用那么费劲，我就可以搞到卷子。”
杨阳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儿，你没事吧，是不是喝高了？”
那人说：“不信算了，你们会后悔的。我是你们‘机设’老师的儿子。”
我和杨阳立即端着酒过杯凑过去说：“哥们儿，你没骗我们吧。”
那个人说：“你们的‘机设’老师叫刘大康，他是我爸，我叫刘小康。”
我看了一眼刘小康，感觉他的五官还真是和刘大康颇有些相似，特别是眉毛部位，几乎看不见几根眉毛，给人一种脑门特大的感觉。我问：“你真能搞到考试题？”
刘小康说：“轻而易举，卷子就放在我家的阳台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份。”
杨阳问：“卷子少了你爸会不会发觉？”
刘小康说：“不会的，我妈经常从那一摞卷子中抽出一张擦玻璃。”
杨阳说：“哥们儿，今天这顿饭我们请了，你帮兄弟搞一份卷子。”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几张叠得皱巴巴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