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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了。
第二天清晨，天空飘洒下蒙蒙细雨，落在我和杨阳的身上，我们被雨水淋醒，否则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很快我便和杨阳成为要好的朋友，虽然他自己不买手纸，总用我的，还在宿舍里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得极大，或者在我睡觉的时候坐在床头弹吉他，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使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
我对杨阳说：“操，我怎么没早两年认识你小子。”
杨阳说：“***，我高中怎么没有跟你丫在一所学校，来抽烟。”他递给我一根“都宝。”
“抽我的。”我掏出一盒“中南海”。
杨阳接过我的烟，说：“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听了这句话，我觉得杨阳挺仗义，但又一想，自己好像有点儿吃亏。我抽的烟是“中南海”，而他抽的却是“都宝”；他洗脸洗脚用一块毛巾，而我是分开的；我的袜子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可他的却是一个月洗一次；好在我没有女朋友，否则他还要给我戴绿帽子。
杨阳也有一些我不具备的东西，可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杨阳因为脸上长了青春痘，买了一大堆“去痘灵”、“除痘膏”之类的东西，但我的脸平坦光滑，根本用不着这些压抑青春的化学药品；杨阳还有一副二十磅的哑铃，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上铺练劲儿，吓得我不敢躺回自己的床上睡觉，惟恐避之不及。
学校并没有立即安排我们上课，而是把我们这些新生一车车地送到位于北京乡下的某军事基地参加训练，美其名曰培养我们严谨的生活作风。
军训的生活实在是枯燥无味，除了每天汗流浃背地训练、吃饭前高唱革命歌曲、三天两头去医务所开点儿西瓜霜和黄莲素外，还要隔三差五地站岗值夜班，以防一些无心睡眠却闲饥难忍的学生潜入食堂偷馒头或一对对男女同学在半腰高的草地里亲密。
有一次，齐思新和佟小娅在草地里缠绵被连长拿手电照到，幸亏当时连长拉肚子，忙于缓解腹中之急，不便纠缠他俩，扬手放了他们。齐思新刚离开那片草地就对佟小娅说：“幸亏咱俩来得早，要是连长拉完了咱们才来，那还不得踩一脚。”
佟小娅皱起眉头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心呀！”
齐思新说：“你慢慢会习惯的。”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洒满月光的楼前。寂静无声的深夜，隐约从草地中传来连长龌龊的声音。
军训中许多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回忆起来别有一番乐趣。
班里有一名头颅硕大的同学，寻遍全营找不到一顶适合他戴的帽子，连长不愿看到衣冠不整的士兵出现在队伍中，便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使劲向这个同学的脑袋套去，嘴里还说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还没见过长你这么大脑袋的人。”连长越说越使劲，结果军帽“呲啦”一声被撑破了，这个同学伸手揉了揉无辜的脑袋。连长说：“算了，你还是去炊事班训练吧，拿个炒菜锅当钢盔戴吧！”
结束一天的训练后，大家还要拿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聚集在操场上，学唱两个小时的革命歌曲再接受营长的思想教育，蚊子成群结队地盘旋在我们头顶，营长告诉我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不要放松警惕，大家把这句话牢记在心，时刻保持着对蚊子的警惕，以至于当营长宣布今天的集会到此结束解散时，竟无一人起身离去，大家还全身心地沉浸在对蚊子的警惕中。
夜晚，我们躺在床上，伴着每人每天一个黄色笑话的惯例渐渐进入梦乡，迎接下一个艰辛的一天。我们就是在这些荤笑话中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
我们在床板上以记“正”字的方法来记录度过的每一天，每当床板上的“正”字又多出一个笔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轻松一些。当床板上即将出现五个“正”字的那天晚上，我们如释重负。
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在一片哀叫声中结束，部队的连长、班长给我们送上返校的汽车，大家互相挥手，依依惜别。
汽车驶出基地大门的一刹那，我有一种潸然落泪的感觉。
军训结束的这一天，我回到家中吃晚饭，电话响了，我爸去接，他“喂”了一声后把电话递给我：“找你的。”
我接过话筒一听，是我的前女友韩露，她在学校给我打来电话。
韩露向我讲述了她在学校的情况，说大学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而且北京孩子到外地上学容易受人孤立，她在那个环境里感到弧独，所以总是想起从前的高中生活和同学们，特别是我，她还说特怀念当初我把手放在她胸前的感觉。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爸，好在他正把注意力放在择鱼刺儿上面，没有注意到我的不自然。我把平日从电视上学到的话用来安慰了韩露几句，她居然说我真好，还问我现在把手放到了谁的胸前，我说自从上大学以来，我除了睡觉时习惯性地把手搭在自己的胸口，就是在抱家里的小母猫时会不经意地碰到它小小的乳头。韩露听后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喜悦。
我说，你打的是长途，电话费也挺贵的，我们别拿电话煲粥了。韩露说好吧，我们写信联系吧，于是要走了我在学校的信箱和邮编。
其实我并无特意为韩露节省电话费之意，我是怕黄花鱼在还没凉之前就被我爸一个人独吞了，他现在变得越来越馋，也许这就是他正在衰老的标志之一。
之后的星期二，我收到韩露从上海寄来的信，洋洋洒洒十几页稿纸，至少有五、六千字，我还真不知道她能够写出如此多字。高三的时候，她总为了写篇作文而弄得月经不调，气血两衰，如今她得为这五、六千字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呀，想到这里，我不仅感动了一小下。
信中先是回忆了我俩高中放学后与各回各家前这期间具体的夜晚生活，然后又讲述了她的现实生活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咒骂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把学校说得一无是处，紧接着又展开丰富的联想，描绘了我们下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会在同她热烈拥抱后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入她的怀中，探寻久违的感觉。我觉得她现在的思想是既反动又黄色。
我回信说，我们都在经历着蜕变，切勿因儿女情长耽误学业，青年人应该有健康向上的理想，我们还是早上八点半、九点半的太阳。
我和韩露的罗曼史称得上平淡无奇，我们的结合并非志同道合或两小无猜，而是学习的压力将我们撮合到一起，所以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过多的相互依赖，除了像其他情侣们一样，拉手、拥抱、接吻和仅仅局限于上半身的抚摸外，更多的时间被我们用来学习数理化，以便为将来走遍天下都不怕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屈指可数的几次娱乐也都以不欢而告终。
一次，我和韩露去打台球，台球厅恰巧设在电影院的二层，一扇门与电影院的放映厅相连，走过那扇门，就可以看到影院正在放映的影片。我们去的那次正好赶上放映《红樱桃》，我听说这部电影有一些赤裸的镜头，因此便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台球桌上。我在草率地打完一杆球后，趁韩露打球之际跑进放映厅看上几眼，然后再跑回来打下一杆球，之后，再回到放映厅，韩露对我如此频繁地跑来跑去颇感气愤，却不能对我大动干戈，因为有一次我们约好在某车站见面去吃麦当劳，结果她在来的路上遇到黎明签名售带，为了索取一份黎明的亲笔签名害得我在车站苦苦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正值寒冬季节。
我在不懈努力下，终于看到赤裸镜头的出现，只可惜是后背。这是一个节奏缓慢的长镜头，为此我在放映厅逗留了片刻，当再回到台球厅时，发现韩露已无踪影。
我去找老板结帐，老板说一个女孩刚刚结过，我赶紧下楼去追韩露。
追上韩露后我问：“怎么不打了？”
“你看电影去吧，别理我！”她怏怏不乐地说。
“至于嘛，要不咱俩一块回去看。”
“不去，没心情！”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走。
我就一直在后面跟着韩露回了学校。
后来，我们又打了几次台球，每次一进台球厅，韩露就问老板：“您这儿旁边有电影院吗？”凡是老板说有的，她拽着我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至于我和韩露的亲热也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班上的另几对情侣早已把唧唧我我在公共场所愈演愈烈，我和韩露完全是受了这股不正之风的影响，没有出淤泥而不染，如果我们近墨者没有黑，那么他们就会出言不逊，说我们脱离群众路线，搞歪理邪说，甚至指责我们蜻蜓点水，敷衍塞责，不尊重对方感情，所以我就把颤抖的双手伸向韩露为我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