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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但是我能够满足你想见到我的强烈愿望。”韩露笑着说。
“你去了外地半年没有变傻。”
“废话！上海人比北京人精多了！”韩露感叹道。
“你没给首都人民丢脸吧，没被他人欺骗去你纯真的感情吧！”我关怀地说。
“那还不至于，我毕竟是在皇城根下长大的。”韩露很自信。
“那就好。我今天没事儿，你呢？”
“我也没事儿。好久不见了，我们出去玩吧。”
“行，去哪？”我问。
“去看电影吧，正演《甲方乙方》呢。”
“好吧，我们在哪见？”
“还是老地方吧。”
“好。”
所谓的老地方就是指西单路口的1路公共汽车站，韩露的家在朝阳，我的家在海淀，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段距离的中心位置——西单，作为我们的约会地点。
我到1路车站的时候，看到韩露已经等候在那里。
我们先是相觑一笑，然后在我考虑是否有必要握一握手或拥抱一下时候，韩露先说话了：“你怎么还这样呀！”
我听不出这是她对我的现状不满还是对我风采依旧的喜出望外。“那我应该什么样呀！你倒是有点儿变化。”
“什么变化？是变好看了还是变难看了？”韩露笑眯眯地期待着我的回答。
“别臭美了，你的变化是终于能比我先到了。”
“讨厌！”
“你比原来好看了那么一点儿，只是有限的一点，你可千万别为此骄傲。”我发现韩露今天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脸上画了淡淡的妆。我抬头看了一眼电报大楼的钟，快十二点半了。“你吃饭了吗？”我问。
“没有，挂了电话就来了。”
“那先去吃饭吧。”
“嗯”。
我们走进一家饭馆，点了一些饭菜，又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罐可乐。菜上来后，韩露吃了一口感觉不错。
“上海饭吃得习惯吗？”我问韩露。
“还行，就是量小了点儿，有时候刚吃完就饿了。”韩露看着眼前的一大盘子菜说。
“吃那么多干什么，你得淑女点儿，哪怕是装的，否则找不到婆家，尤其是在上海那种地方。”
“你还别不信，我真就在学校找了一个上海的男朋友。”韩露说这句话的时候始终翘着脑袋。
“你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伦敦的男朋友我也信。”
韩露不慌不忙地打开钱包，拿出里面的一张照片，说：“你自己看看吧，眼见为实。”
这是一张韩露与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七的男生在东方广场的合影，韩露的脸上印着灿烂的微笑和上海的阳光，那个男生把手搭在韩露的肩膀上，满脸狐疑地皮笑肉不笑。
看了这张照片，我不禁想象出那个男生用身体将韩露抵在夜色下的墙角，说“你的胸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时的样子。虽然我与韩露已经分手，尚且没有与她重归于好之念，但我并不希望她这么快就找到男友，而且还是上海的。
“丫是你同学？”我问。
“你对人家尊重点儿，他也没招你。”韩露从来没有这么偏袒过我。
“我应该用上海话说，这个小瘪三是你的同学吗？”
“是又怎样？”韩露只顾低头吃菜，也不看我一眼。
“你们俩谁找的谁？”我对这件事颇感好奇。
“你觉得呢”韩露反问我。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儿了。”
“你还会说什么呀！”韩露瞪了我一眼。
我们陷入一段好半天的沉静。
韩露喝了一口可乐，打破僵局：“是他先找的我。”
“那好呀，祝贺你的迷人魅力使得上海小丫挺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我举起酒杯，韩露却不理我，我只好独自喝了一口，“说说这个上海小生是如何对你俯首贴耳的。”
“也没怎么，就是他找我一说，我就答应了。”韩露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不考虑考虑，哪怕有个磨合期呀！”我愤愤地说。
“当时我一个人远在他乡，天天想家，在那里也没什么特好的朋友。”
“那你就跟我多多联系，多交流一下感情。”
“我给你打电话，你着急挂，我给你写信，你回信又写得那么绝，你知道我看了你的信后有多失望吗！”韩露委屈地说。
“我那也是以咱们的学习为重。”
“可是我每天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哪有什么心情学习，北京学生到了外地受排挤，我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我不能总压抑自己的感情吧！”韩露好像饱受辛酸。
“那你就去找几个北京的老乡，开个老乡会什么的。”
“你不知道，北京的学生到了外地相互间根本不联系，就是见了面也不见得打声招呼，更别说开老乡会了。北京学生倒是也能聚齐，那就是在补考的时候，满考场全是来自西城、东城、崇文、海淀的北京学生。外地学生看见补考就嘲笑说，北京学生又在开老乡会！”韩露凄惨地讲着。
我听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小姐，再拿一瓶啤酒。”
后来我们又聊了高中同学的近况，韩露在我这里得知，班上几名男同学相继在各自的学校找到了女朋友；我在她那里得知，某个女生在进入大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失身给两个高年级男生，终因被抛弃而痛苦万分。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女生已身处悬崖边缘了，她颠倒是非，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每当我们上思想政治课的时候，她就在底下偷看芹凯伦、雪米莉等人的小说，受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腐蚀。她今天的悲惨结局理所应当归咎为当初不及时悬崖勒马，非要等到马蹄踏空之时，才想起勒紧缰绳，可马却由于惯性掉进了万丈深渊。
韩露说：“没想到半年里发生了这么多变化。”
我说：“是啊，将来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呢！”
韩露说：“我挺怀念高中生活的。”
“我也是。”我说道。
出了饭馆，韩露一看表，快四点了，问我：“还看电影吗？”
“当然看。”
韩露拉着我的羽绒服说：“那就快点儿走。”
“着什么急，我有点儿头晕。”这顿饭我喝了四瓶啤酒。
进了电影院，我们找了两个偏后的位子坐下。电影放映过程中，我偷偷地瞟了一眼韩露，她看得很专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拉到她的手，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扭过头继续盯着银幕，并不时发出笑声。我头昏得厉害，努力看了会儿剧情却没能看懂，酒精在我的体内发挥着作用，使我产生了想亲吻韩露的欲望。
我把韩露揽入怀中，她挣脱出来，低声说：“别这样”，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电影。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将胳膊搭在韩露的肩上，嘴凑到她的脸旁，韩露一只手挡住我继续向前的嘴，另一只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肩上挪掉，低着头说：“这样不好。”
我的两次努力都被回绝，我失去了再一次的兴趣。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眼前依次闪过，却在我僵硬的头脑中留不下任何印象，我在恍惚中渐渐睡着。
韩露叫醒我的时候电影已经结束，观众们在陆续退场，我睡眼惺松地跟着韩露出了电影院。风吹在脸上，我清醒了许多。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车走。”韩露说。
“那好，打电话常联系。”
“好。”
“再见。”
“再见。”
从这天以后，韩露直到开学前准备动身去上海的时候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说去送她，韩露说不用，她马上就要下楼去车站了。
寒假里我和杨阳在钟风家里小聚了一次。这次聚会是因为杨阳提出了组建一支乐队的想法，我们三人对音乐的热爱不言而喻，但在对待音乐风格的问题上却大有差距。当时有一种叫做“朋克”的音乐形式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上演着，一时间无数地下乐队涌向大小酒吧，向人们展示这种音乐的魅力，钟风正是这种音乐的忠实爱好者，他想把乐队风格定位于此。我更偏爱非主流一些，想把音乐做得注重旋律和讲究音色，特别是在对效果器的使用上，然而我从没摸过电吉他，更何况对效果器音色的研究。杨阳喜爱的是另类音乐，这种音乐特别凭借个人的感觉和独特气质，我曾在杨阳那里听过几盘关于这种音乐的打口磁带，它给人一种空灵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像是清晨河面上漂浮的雾气，又像夜空中缓缓游动的浮云，给人感觉忽远忽近，近在眼前却无法企及，支离破碎又浑然一体，做这种音乐更需要乐器的考究。
我们仨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都在竭力通过说明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如何好而说服他人。忽然，我们意识到一个更为严重而且是最根本的问题——乐器和人员的不足。我们那三把木吉他难堪重任，这里还涉及到分工的问题：谁去当主唱，谁来弹吉他，谁去弹贝司，谁来打鼓。
一想到这些问题，我们不禁有些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