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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多边主义这一“要求极高的制度形式”发挥更大效用，就要努力推进国际组织改革和国际司法建设，均衡设置安全和发展议程，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更多代表性，推动战后和平、民主、进步、共享的潮流向更高层次演化。要继续强调大国责任和义务，积极加固主要力量间的理解、合作桥梁以及相互克制的纽带。不同国家和种族必须坚持促进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这对确保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全球正义的边框内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人们的视野需要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进一步拓展，因为这些行为体既可以像“基地”、“伊斯兰国”那样做文明的摧毁者、颠覆者，也可以像众多非政府组织那样以其对气候变化、贫困、传染病等问题的舍我关注触动政治家们的道德投入。
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永远不可能为自己设计出一套终极性、具体化的“全球解决方案”，但通向持久和平的基本路径和规律仍可被找到。当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国际政治不一定非得是“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的斗争”，全球稳定性的希望在于超越权力政治。
日本“军学共同”制度死灰复燃
作者：唐奇芳 字数：3554
据日本媒体2015年1月16日报道，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情报理工学系研究科已经于2014年12月修改了指导方针，明确“将深刻认识军事与和平利用的暧昧性，推进相关研究”。这意味着东大突破了战后不参与军事研究的禁区，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东大的这一决定，既是二战前日本“军学共同”制度的死灰复燃，也是对安倍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配合，将助其进一步加快修宪扩军进程。这将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
“军学共同”制度的覆灭与大学军事研究禁令的产生
东京大学是日本政府创设的第一所国立大学，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日本近代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东京大学也曾成为实现日本帝国梦想的一个重要部件，并先后被更名为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作为日本最高的学术和教育机构，在二战结束前的六十年中，日本政府充分挖掘了东京大学的研究和人才价值，不但获得了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如东大教授平泉澄等人提出的“皇国史观”，还通过所谓的“军学共同”制度获得了大量军工研发人才和技术成果。
这一制度开始主要体现为“委托学生”机制，即从与军工相关的大学理工科学生中遴选优秀者，通过发放奖学金及其他方式重点予以培养，毕业后直接引入军队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发。东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更是受到这一制度的格外重视。无论陆军科学研究所和海军技术研究所这两大军方研发机构，还是三菱重工等日本军工产业巨头，都从东大大量吸纳人才。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东京大学被日本政府用“军学共同”制度更加牢固地绑在战车上。1938年，海军中将出身的平贺让担任东大校长，宣布该校“全面进入战时体制”，东京大学彻底沦为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将“军学共同”制度进一步升级为“战时科研体制”。近卫文麿政府的“科学技术新体制纲要”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明确规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一切为战争服务”。为此，很多大学都大规模扩充了工学部规模。在东大，平贺让在1942年新增了第二工学部，专门培养军工人才，大批“委托学生”被派往军工企业从事武器研发工作。
二战后，东京大学恢复原名，“战时科研体制”终止，东大第二工学部于1951年废止，改名为东大生产技术研究所，各个军工相关科系也都纷纷改名，但东大一些所谓军民“两用”的尖端技术研究并未停止。在被称为“日本火箭之父”的丝川英夫带领下的“铅笔式火箭”研发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日本政府希望将其成果用于军事。1959年，时任防卫厅长官公开表示了支持丝川课题组研究的意愿，并称有必要在东京大学重建兵器制造学科。
日本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公众的强烈抵制。当时正值日本左翼反安保运动与和平主义运动的高潮，东京大学更是左翼力量的中心，教授和学生群起反对，要求学校做出“正确的决断”。因此，东京大学最高评议会在1959年做出决议：“勿论军事研究，即便有涉及军事嫌疑之研究亦应一概禁止。”这一立场在1967年被再次重申，1969年东大校方与教工自治团体——东京大学职员组合还签署了“确认书”，明确规定：东京大学不从事军事研究，亦不接受军方资助。这成为东京大学的一项重要禁令，其他大学亦以此为准绳，防止“军学共同”体制复活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
研究禁区被不断突破
冷战结束后，这个共识不再是铁板一块，关于军事研究的禁区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不断突破。
2013年6月26日，东京大学与日本电通、丰田等公司联合展出了“KIROBO”机器人。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军方资助的诱导。战后，美国对日本军事力量既控制又依赖的纠结状况也体现在军工研发方面，美国断断续续以各种方式对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军事研究支持。冷战期间，这种行动遭到了日本左翼和平力量的坚决抵制。1967年，媒体曝出美军向日本物理学会提供高达107。5万美元的资金，涉及包括25所大学在内的科研团体。这一情况也正是东京大学同年再次确认军事研究禁令的直接原因。冷战后，美军对日本大学军事研究的资助急剧增长。据日本媒体报道，单是美国空军下属的“亚洲宇宙航空研究开发事务所”（AOARD）在日本的资助项目就从1999年的21项增加到2009年的53项，其中直接对军事研究资助的项目更是从1项增加到24项，平均每项的资助金额在十年中增加了十倍之多。2014年亦有数名东京大学教授被媒体揭发接受AOARD提供的研究经费及学会活动资金。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府的有意推动。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各种战后禁区被日本政府有意突破，大学军事研究也是其中之一。从2001年开始，日本防卫厅（后改称防卫省）积极推进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以促进军工技术的发展。此后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至三项协议被通过，其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炸药探测、红外感应和机器人等领域。这些联合研究都由防卫省专门的防卫装备研发机构——技术研究本部出面，用研究费等资源对相关学者进行招揽。涉及的大学也很广泛，既包括东京工业大学、横滨大学等国立大学，也有庆应义塾大学和东洋大学等私立大学。
安倍政府重建“军学共同”制度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后，日本政府修宪扩军的脚步变得更快，对大学军事研究禁区的突破态势也更加猛烈。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项目数量激增。据日媒报道，这个数字从2012年的四项增加到2013年的十项。2014年新增项目更多，已知的就有与千叶工业大学及帝京平成大学等多家高校的合作研究。在高额研究经费的吸引下，一些日本学者对军事研究的抵抗力不断弱化。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安倍政府正在将这种合作系统化、制度化，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安倍政府在2013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强调：“要加强和充实与大学及其他民间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充分地利用有可能转用到军事领域的民生技术，大力推进防卫装备技术的发展。”这为军学合作研究的制度化奠定了政策基础。不久，防卫省在2014年6月制定了“防卫生产、技术基盘战略”，强调要与日本大学及研究机构深化合作，力争发掘能应用于军事技术的民用技术等，这是对《防卫计划大纲》关于军民研发合作政策的细化。接着防卫省又于同年8月出台了“防卫省独立出资制度”，为军学研究合作创设专门基金，初步决定在2015～2017年为这项基金提供60亿日元，其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