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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世界已惊讶地注意到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领域内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还将进一步探讨生态保护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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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或者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