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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34年中，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中国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 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15＇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中国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达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2013年官方统计中，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中国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34年中，中国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0。16万元提高到1。94万元，增长了约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中国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中国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共投资和地方债务过大。国内外对中国政府性债务议论很多，但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2012年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2013年底中央政府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数字，表明政府负债率为39％。经济学家林毅夫2013年12月在香港演说时说，他看到的地方债务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总之明显低于国际通行的60％底线。相比之下，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西方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负债大都用于支持消费，换言之，这是真正的债务；而中国各级政府的负债大都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中国还有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从这个角度看，林毅夫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是西方国家所难以比拟的。＇17＇
第五个观点：中国经济是粗放式增长，只有量的扩张，没有质的提升。我的观点还是要通过国际比较来看清楚这个问题：中国经济确实有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中，质的提高应该是世界上最快的。从量的方面来看，中国在许多领域内的经济规模都达到了世界第一，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2014年1月22日公布说，2012年“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前十名依次为中国（1 485个）、德国（703个）、美国（603个）、日本（231个）、意大利（228个）、印度（144个）、荷兰（138个）、法国（104个）、比利时（94个）和英国（81个），韩国是第14位。也就是说，中国“全球第一产品”的数目几乎是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数目之和，是印度的10倍多，这种量的“超越”来之不易，本身就值得充分肯定。＇18＇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从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转向了劳动力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齐头并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领域内“追赶”和“超越”西方的势头正方兴未艾。“中国制造”等同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概念已经过时。2012年上半年，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已经占中国出口总量的3/5，而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产品合在一起，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约1/5。
今天世界上最好的火电厂（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核电站（第三代与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在中国。世界上最好的煤制油工厂、最好的石油开采技术、最大的模锻压机、最好的大件铸造技术、最大规格和最大承重的数控机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等也在中国。中国的陆工机械、海工机械、造船业的水平，也都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4G通信技术标准已被国际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占有两席。中国的生物医药业也在快速发展。据报道，中国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从研发未来将取得重大突破。2012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甚至坦言中国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东西”。＇19＇
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而且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在此基础之上，中国还具备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竞争力、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比方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集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为一体的国家。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已有能力把全世界的高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高速公路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发电站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的地铁工程包下来，把全世界各种大型和超大型的工程承包下来，我们不仅能提供各种大型设备，而且能够提供信贷、技术、管理和劳动力。这种竞争力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优势（特别是战略决策力和中长期规划能力）相结合，可以构成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种超越性的综合竞争力。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愿意通过互利合作，帮助非洲实现“三大网络”（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区域航空网），非洲为之欢呼，西方为之震惊，其背后就是中国的这种综合竞争力。
当然，我们说中国的增长不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增长，并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好，恰恰相反，在世界产业链上，我们总体上还处在中、低端。为此，我请教过一位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研究的德国学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与德国在制造业上的差距。他说：“总体上，德国仍然处在高端，中国处在低端和中端，但中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低端已开始进入中端，中端也在进入高端，过去德国曾希望在技术上能保持领先中国10年，但现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这个差距缩到了5年，甚至更短，有的只差1年。”至于经济已经“空心化”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则倍感失落。英国《独立报》网站2013年10月报道了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访华后的感叹：“二流的英国必须重新找回‘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摒弃了中国是“血汗工厂”的看法：“我好像觉得，天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真得加把劲儿，整个西方都要认识到亚洲正在发生什么。”＇20＇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针对西方老是唱衰中国的问题撰文说：在未来十年，我们可能非但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