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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尽管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这也是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但整体经济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罗斯话剧中所描绘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的符号，中国七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东欧后来的政治危机也源于经济形势恶化。从1980年开始，波兰经济走下坡，失业剧增，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虽然东欧国家在70至80年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总体成效有限。与西方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还在拉大，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也给西方很大的心理优势和政治话语权。
当时的苏联和东欧流传着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一个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笑话是：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资极度匮乏到经济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当然，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还有其深层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存有先天的不足：这些政权（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次大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国内群众基础薄弱。邓小平1989年对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曾这样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人有这个本领。”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另外，东欧的经济改革普遍没有中国走得远，思想僵化了，始终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政治话语也大都从苏联教科书批发而来，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对本国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1989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抛弃。
东欧剧变至今过去20多年了。这些国家近况如何？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民主质量如何？有没有什么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总体上看，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2001年，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坐我边上的是一位50多岁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师，叫阿卜杜拉。他说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话，准备买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问为什么选择阿尔巴尼亚，他说，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国家，房价又便宜，以后还可能加入欧盟。我微笑地点点头，理解他的天真。我们抵达了地拉那，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候阿尔巴尼亚边检人员为来访者一个一个地手工进行登记，因为没有电脑，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摇头，说：“我在这里买房子的念头开始动摇了。”等我们坐着破旧的计程车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他说：“太没意思了，我明天就离开。”我倒是在地拉那高兴地逗留了3天，还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好客，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中国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甚至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剧变之前，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属于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一般都低于30％，其中比较富裕的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最终都复苏了，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已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但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中又遭重创。这8个国家中，我走了7个，但也只是去了他们的首都，难以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应该说这些国家的首都还算繁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欧盟的各种财政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比较的话，或者和重庆这样的迅速发展的内地城市相比的话，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的繁华程度、市民的消费水平、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庆都明显胜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城市已赶上甚至超过了东欧多数城市的水平，但整个中国要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多的时日。
中国与东欧的最大差距还是在市民文化方面。无论是办事排队还是开车上路，人家做得比我们更有规矩。在市民文化方面，东欧的历史比我们长，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随处都有，市民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至于这些国家1989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我只能说路途很不顺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也再一次证明：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时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健全不起来。20来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但就是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东欧百姓普遍对自己的政府失望，连欧盟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也相当失望。本国老百姓也好，欧盟也好，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结果谈何容易。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但革命后人们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甚至丝毫未变，社会深层次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根据2008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调，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远远低于今天的中国。欧盟老成员中，惊呼上当的不少，一些东欧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进行了改革，但一旦拿到了欧盟的入场券，各种改革就停滞了，反而把自己的很多原来的问题带进了欧盟。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民调也表明，这些东欧国家民众虽然对自己选出的政府不信任，但对欧盟却相当信任，这种信任度普遍都超过了50％，超过了老欧盟成员国人民对欧盟的信任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东欧这些国家的政府，理论上是人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但人民最后反而对他们不信任，而欧盟则是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但东欧的人民对其则比较信任。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人们当年对未经选举产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信任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