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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成功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深远意义所在。
＇1＇参见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3页。
第六章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光荣：昨天与今天
2013年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瓷器博物馆。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我说：“在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17世纪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器，并从荷兰销往整个欧洲，当时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iPad，荷兰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达到了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水准，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还是以宗教和上帝为主，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我告诉这位法国学者：“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中国。”
这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但今天的欧洲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然而这个事实千万不要被忘记，这对西方尤为重要，因为以我的观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学世界，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恐怕还是要回到欧洲启蒙大师当时的起点，也就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世俗的、非神权的中国。西方的新神学就是“历史终结论”，只要还是停留在“历史终结论”的蒙昧状态，那就无法真正地读懂中国，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个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叙事：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这种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叙述：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主流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与专制，而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曾这样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1＇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
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全新解读：一种认为古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被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也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的只是被包装成“古希腊哲学”的中东哲学、亚洲哲学，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来自中东地区，属于亚洲，而非希腊，虚构古希腊史的目的先是为了创建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是为了“替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有古希腊文明，那也多亏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使它衔接上了已经消失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本身也都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在学界引起相当的震撼。他追述了欧洲学者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通过古希腊的塑造来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们“迅速地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本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Tyre）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换言之，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东方的一部分。马丁·伯纳尔进一步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2＇
学者钱穆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称“城邦国家”）松散组成的，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二十来万，小于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 000万，与公元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 000多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476年），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