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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追溯到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人们看到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在“颜色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上，穆勒森和我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我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西方的“普世价值”模式根本解决不了这些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既解决不了原苏联国家的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和经济危机，也解决不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口爆炸问题、贫穷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推动“颜色革命”模式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动荡，使原本就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使它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更加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穆勒森教授还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有一些很到位的见解。他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的话说，“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穆勒森教授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差别，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之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自己近距离接触过邓小平，也实地观察过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后的苏联，穆勒森教授对这两位领导人评价是准确的。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Ｚei8。电子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防止被一批“言必称西方”、严重脱离国情的学者和机构误导。
穆勒森还评述了西方的人权话语，与我的认知也高度一致。对于西方提倡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他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界定的民主国家只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长历史中来检验，那么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那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看，“颜色革命”国家和“阿拉伯之春”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和资本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对“颜色革命”国家的干预主要来自欧盟、美国和俄罗斯。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美国国务院官员直接指定乌克兰新政府的总理人选。这些外部势力互相角逐，特别是欧、美势力与俄罗斯势力的角逐，以及欧、美势力之间的分歧等，导致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分裂和动荡不断。乌克兰东、西部被撕裂，克里米亚加入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失去了南奥塞两个州，吉尔吉斯斯坦事实上的南北分裂，埃及伊斯兰派与世俗派的分裂和对抗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政治、社会、资本力量的结构决定了中国可以避免“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势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外国势力，可以确保中国走自己认定的路。虽然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也受到西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渗透，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强大独立性，也有能力引领和规范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也决定了，即使在中国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内部，“中国本位”、“中国传统”、“中国利益”的影响仍然巨大，甚至还占主流，这也是西方难于撼动中国的主要原因。
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表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成功，其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凝聚本国国民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尽可能地保持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摆脱外来势力的各种干预，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政治变革。如果无法这样做，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化”上，寄托在外来势力的帮助上，这种国家成功的概率大概为零。这种单向度的政治变革只会使社会力量极端躁动，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政治力量永远满足不了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就会转化为失望，而且是破坏力巨大的失望，社会从此陷入动荡，经济走向凋敝，甚至整个国家都走向解体，最后只能靠西方大国来收拾残局，这恐怕也是这些西方国家到处干涉别国内政的目的所在。他们会继续以支持“普世价值”为名，拉一派，打一派，使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斗，最终整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而西方国家则可能在混乱中完成自己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整合，包括对这些国家资源和资产的占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已经站住了，这是不容易的。西方一些势力一直希望扳倒中国，消灭自己的对手，让西方资本的利益主导这个世界，让不受制约的资本力量吞噬中国的一切，吞噬整个世界，但中国模式成功地阻止了这种企图。中国模式已经证明它在许多方面确实可以比西方模式做得更好，可以给国人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的财富和利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