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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各种体制创新。第三世界体制创新的任务固然繁重，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任务也不轻：冰岛和希腊都破产了，不政治改革行吗？美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金
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几乎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政府及其体制不改革行吗？总之，我的观点是“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6。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从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发生在中央政权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期待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总是民意的主流，这与我们“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关，这也为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有些人认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两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权延续是常见的现象，而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三百年中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西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警示统治者的传统，统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文明中的宝贵政治资源。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丧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后是一个新朝代与新的儒家执政集团，天命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结党营私，而是认为“君子不党”，君子不拉帮结派。
中国“民心”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一位欧洲学者当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法国汉学家西里尔·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在于万一政绩不好，比方说出现了经济危机，合法性就会丧失。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过去有政绩，现在也在认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其实，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过程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这种合法性观念对于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西方人的理念，因为其特点是程序与政绩都很重要，而且两者相比之下，政绩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高度务实的文化特点。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但中国政绩合法性的理念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否则就得退学。从长远来看，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选举”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民心”理念和“选贤任能”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
7。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