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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大的发展目标，以举国之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指出“美国政府财政方面已接近破产，今年的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国“显得缺乏远见，没有向未来投资的长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国想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会遭到反对”。文章引用美国驻华商会前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话：“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确定目标、制订计划并动员全部力量来推动国家发展。”
2。投资教育；注重人才的战略性培养。虽然中国应试教育问题严重，产生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机制不畅，但这篇文章注意到中国整体劳动力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数学和科学教育的重视。文章称：“我们也需要这样做。中国的小孩已经走在我们子女的前面。”
3。尊老养老的文化使得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文化中“父母培养子女，子女反过来照顾年迈父母的模式千百年来一直在持续，已经变成一个文化传统”。文章提到，这种传统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好处：老年人帮忙带孩子，孩子长大了也照顾父母，使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更有凝聚力和亲和力。文章指出：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老人很孤独，美国疗养院系统现在不堪重负。
4。健康的储蓄习惯。文章提出美国人应学习中国人的储蓄习惯。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改变美国居民的储蓄习惯。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国的相应比率则超过20％。文章认为个人财务稳健使中国国家银行体系拥有更雄厚的财力，可以确保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资金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5。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文章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从农家孩子到软件工程师，从一贫如洗到千万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细看这五个方面，其实都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征：举国之力实现大目标的背后是我们强势政府的传统；注重教育是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爱幼是中国孝敬文化的延续；储蓄习惯反映了中国人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变自己命运更是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也涵盖了中国举贤才不分高低贵贱的儒家传统。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也于2010年1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党民主制度”的文章，谈到他不再嘲笑“一党民主制度”。他认为这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中国，“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们之间那种最自然的关系；你能听到在沿海城市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在谈论把她们一半的薪水寄回家里，也许在四川农村的父母正等着这些钱给盖第二层楼呢”。他承认自己受到了震动：“我的钱也是我家里的钱，这个概念对我很新鲜。在目睹了美国社会原子般的分化之后，我感觉中国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为在美国老人通常会被子女‘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二是中国今天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国的经济前景灿烂。中国的城市化才开始不久，“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97座机场和83个地铁系统”。四是“一党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我不会再嘲笑这个理念了，‘和而不同’毕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思想，无数个中国家庭每天都在实践这个思想”。他还说其实美国两党竞选在初选阶段也是一种“一党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华访问，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
美国总统行程安排有一个巧合之处，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个小时的会面结束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安排参观北京故宫，在其参观北京故宫的同时，捷克居民正在庆祝开启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学生抗议二十周年。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与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国主宰时代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奥巴马的首次访华，可以说标志着又一场一代人的全球强权政治革命。此时此刻，一切都变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转向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十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这种邀请，也不太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上周在北京，奥巴马正式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产生的全球影响。今天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走出经济衰退主要靠中国市场的拉动；中国还迅速取代了美国成为拉美主要国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贸易伙伴，进而也带动了拉美经济的发展。2008—2009年拉美与其他地区的贸易量纷纷下跌，惟有与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都在飙升。2010年外向型经济的德国开始成为带领欧洲复苏的火车头，但这期间，中国成了德国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促进了德国经济的率先复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影响力将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无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认知中国，但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希望这种新认知越多越好，越客观越好，我们也鼓励西方的这种努力，但我们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国固然好，若还是秉持偏见，那也没办法。中国还会继续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辉煌，一个“文明型国家”可以有这份自信。
第四章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
一、危机带来的思考
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受到了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的辐射（我们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来形容东亚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发展模式自然与“东亚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所谓“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尽管也存有不少问题，但这些社会大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与“四小龙”相比，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起飞，同时还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所以中国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龙”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更为深广和久远。
“东亚模式”曾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也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遭受重创。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即政府过多地主导经济引起了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钱权交易和泡沫经济。但我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区分：上述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其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远逊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使这些国家最后深受危机之害。但当时很多东亚的学者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非“权贵资本主义”，而是“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使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兴风作浪，大发横财。现在回头一看，如果当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能听取这些忠告，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也许可以避免。
“四小龙”中受1997危机影响最大的是韩国。韩国的政府干预型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韩国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