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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六个小王国，由其六子合丹、嫡孙海都等分别治理。其二子阔端因与蒙哥兄弟关系良好、又未参与政变阴谋，未被处罚。不久，蒙哥大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而由合剌旭烈兀出任察合台汗国的可汗。如何处理贵由的重臣镇海丞相，蒙哥、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发生了尖锐分歧。蒙哥、阿里不哥提出，镇海作为贵由的丞相，参与了海迷失后及其诸子的夺权阴谋，应该像野里只吉父子一样处以极刑。忽必烈认为，综观镇海一生功大于过不应将他处死，而应留用发挥他的才能，阿里不哥坚决反对，别儿哥也支持蒙哥的意见，忽必烈的意见最后被否定，镇海终于被处死。贵由后海迷失不肯认输，迟迟不向新任的大汗低头。蒙哥下令将她逮捕，双手缝在革囊中押到唆鲁禾帖尼王后的斡耳朵去审讯，失烈门的夫人也一起受审。唆鲁禾帖尼王后命令用处置贵族的不流血的办法，将她包在一个革囊中投入河中淹死了，失烈门的夫人也参与了政变阴谋也被处死。蒙哥处理了镇海等一批汗廷执政官员，自然需要有一批新的官员来处理日常政务，他立志改革贵由汗在位时的弊政，希望蒙古汗国能重新振作。除了任命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外，他手下那些官员们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契丹文、吐蕃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针对窝阔台以来汗廷重臣和诸王贵族以权谋私情况，蒙哥大汗对中央政府的官吏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中央政府官吏勾结商人放高利贷，不准他们贪污受贿，也不允许他们直接逮捕人；既不允许官吏私设公堂、鱼肉百姓，又要求他们对了解到的案情及时上报大汗，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政府和大汗。蒙哥上台后，蒙古汗国军队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掌握在他们兄弟手中，从而结束了窝阔台父子掌权时对绝大部分军队只有征调权而无隶属权的状况，蒙古大汗终于成为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蒙古汗位从窝阔台一系转移到拖雷一系，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变化，它在客观上为后来忽必烈的上台扫清了道路。
蒙哥命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继续进攻鄂州，忽必烈自开平启行。蒙哥攻取四川大良坪，进迫合州城下，西路军连下成都、龙门、剑阁、阆州、巴州、长宁、大良，战果辉煌。可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蒙军不怕寒冷，却难耐暑热。是继续前进，还是撤师北还，是当时蒙哥西路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于是蒙哥在重贵山大帐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讨对策。老将主张沿江东下，这样可以很快脱离四川险地，但蒙哥汗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率军进迫钓鱼城下，被众志成城的宋朝军民阻止在钓鱼山下，由于天气已经相当炎热，蒙古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不久又出现了霍乱，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六月，南宋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军支援合州，打败蒙古的涪州守军，进入重庆，并增援钓鱼城。蒙哥集中两万水陆大军，由大将史天泽指挥，拦击增援钓鱼城的吕文德军。
开府金莲川是忽必烈事业的起点，在蒙哥称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蒙哥即位后，由于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民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为南下伐宋做准备，并允许忽必烈在这里开府建衙，这就是金莲川王府。忽必烈不仅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军，而且有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军几大万户，还有大漠以南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正是从金莲川开府建衙起，忽必烈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政治军事力量。忽必烈潜邸招士是从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刘秉忠开始的，海云俗名宋印简，金末为佛教禅宗领袖，金宣宗曾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后被蒙古军队俘虏，成吉思汗下令木华黎要优礼相待，并赐号为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释教。刘秉忠本是邢州人士，生于金代累世衣冠之家，少年时从学于邢台西山，他感到自己出身名门，与其为刀笔吏，尚不如隐居深山以求其志，于是皈依佛门，法号子聪，后游云中南堂寺，博学多才艺，海云大师闻其名，召为弟子。忽必烈将海云法师召至漠北王府，海云大师和子聪和尚一起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向海云询问佛法大要，海云认为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才是佛法之要。
那时，金莲川的文人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是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求安天下之法。忽必烈以唐太宗为榜样，有意识地招纳人才。其中刘秉忠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此后四方人才如潮似涌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藩府旧臣有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及董文炳、董文用、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多为邢州人，称为邢台集团。这一集团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是元代的儒宗，一生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忽必烈在出王漠南以前，已明了汉地世侯是安定中原的柱石，所以屡加征聘，出镇漠南以后，关系更趋密切。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潜藩，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后从征伐宋，收揽的文士如张德辉、杨果、郝经、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贾居贞、刘肃也都先后投奔忽必烈。此外还包括西域人和蒙古贵族、诸将，有阿里海牙、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也黑迭儿、札马剌丁、阿合马。这些西域人中，阿里海牙、叶仙鼐是战功彪炳的战将，孟速思、阿合马皆以理财著称，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廉希宪是一位汉化极深的西域人，他精通儒学，与中原学者并无二致，人称廉孟子。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又极力招揽儒者如许衡等人发展教育，忽必烈探讨儒家学说和以儒治国，在子聪和赵璧的影响下，忽必烈了解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须实行孔孟的圣人之道。从此，不仅忽必烈本人对儒学深信不疑，忽必烈继续网罗人才，北方的著名学者张文谦、张德辉、窦默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赏识，而张德辉又进一步澄清了当时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观念，更使忽必烈树立了改用儒者治国的决心。在刘秉忠、姚枢的辅佐下，忽必烈在金莲川制定了广招天下英俊，讲论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针。儒生们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奔走相告，忽必烈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迅速云集到忽必烈的王府。忽必烈经常与元好问等人探讨金朝由盛变衰的原因，以及历朝人才得失的情况。郝经对忽必烈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以为中国之主。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成为斧钺之质，土野之粪，将会无遗类矣。忽必烈上台前，刘秉忠、徐世隆曾向他建议说，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他们想使忽必烈认识中原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治理汉地便必须采行汉法，因此必须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重建中原。他们不愿意把游牧制度移植于中原，但也不敢奢望征服者能全盘汉化，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和中国治道，参照辽金遗制，制定一代之法。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广招贤士，其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用汉法治理邢州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是从邢州开始的，刘秉忠与张文谦一起向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