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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跑马占地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院落。轿车进出的气势不凡的大门，显示着院落的身份。相当多的大门没有机关或部门的标志，只有一个神秘的门牌号。这就是关于北京“东富西贵”典故中的西边大院。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如是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开始说起，古老的北京因为新中国的诞生需要重新规划城市建设之时，却发生了单位与单位之间竞赛似的“圈地运动”，且大有各自为政的架势。
1949年9月19日，梁思成为此致信聂荣臻，对一些单位未获得都市计划委员会同意就随意兴建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这种办法若继续下去，在极短的期间内，北平的建设工作即将呈现混乱状态，即将铸成难以矫正的错误”。
他希望聂荣臻“以市长兼市划会主委的名义布告所有各级公私机关团体和私人，除了重修重建的建筑外，凡是新的建筑，尤其是现有空地上新建的建筑，无论大小久暂，必须先征询市划会的意见，然后开始设计制图。这是市划会最主要任务之一，若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市划会就等于虚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当时，各机关为解决办公问题，陆续占用城内空房较多的王府，如卫生部占用了醇亲王府、解放军机关占用了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礼亲王府、全国政协占用了顺承郡王府、国务院侨办占用了理亲王府、国务院机关占用了惠亲王府、外贸部占用了廉亲王府等。
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队分完了，形成一个个大院，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国防学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区，民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谁盖楼中央就拨钱，谁就跑马占地”的现象。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是历史形成的，刚解放时，部队都在西边。”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说。军队宿舍的住房相当宽绰，将军多半住小楼，至少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也“不同凡响”，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
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集中分布在从西便门、阜成门以西，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当时二环路就是城外了，最高时有78个部委，50多个都是在西边。三里河地区是机关聚集区，房子好，住房也好，过去是最好的区。”任志强回忆说。
对于各个机关、单位“跑马占地”并一发不可收拾的现象，王军的《城记》中这样写道：
由于各部门来头都很大，疲于招架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几成“拨地委员会”了。一位部队首长竟在薛子正的办公室质问王栋岑：“你们要我们的用地计划，这涉及军事机密，能告诉你们那么具体吗？我们的发展规模，连我们自己都说不出，你们能估计出来吗？”王栋岑哑口无言，只好要多大地块，就给多大地块。
1954年，北京市委向中央提交报告，指出“在城内有空就挤、遍地开花，在城外则各占一方、互不配合，现在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1964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由于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各单位分别进行建设，北京市很难有计划地、成街成片地进行建设，至今没有建成一条完整的好的街道。许多单位总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区建设布局的不合理和建筑形式的不谐调。不少单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设，造成用地的严重浪费”。
1982年，《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