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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欲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