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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１４０４ 年，一支有 ２０ 万人的军队在兀答剌儿集结，准备通过别失八里向
中国进军。消息直到 １４０５ 年 ３ 月才传至南京，于是朝廷下达命令准备边防，
但命令把此事看成是部落的劫掠。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西北前哨
从未受到考验，因为帖木儿已在 ２ 月 １８ 日死于兀答剌儿，入侵已被取消。帖
木儿之死引起了一场继位的斗争。在一开始，年轻的孙子哈里苏丹在 １４０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撒马儿罕夺得王位。他释放了傅安和使团中的幸存者，他们被
护送返回中国，并于 １４０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抵达南京。另一名被拘留的使者已在
此以前的某个时候回到中国。
永乐帝派了一名使者与哈里的使者一起到撒马儿罕去吊唁帖木儿之死，
但在使团抵达撒马儿罕时，哈里已被几个敌对的亲王废黜而被帖木儿的四子
沙合鲁取代。他将从 １４０７ 年统治到 １４４７ 年，并证明是一个与帖木儿迥然不
同的统治者。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和高尚的文化赞助者。在他统治的大部分
时期中，他被卷进统治帖木儿帝国西部的帖木儿诸子经常发生的阋墙之争
中。结果，他迁都哈烈，让他的儿子兀鲁黑伯格任撒马儿罕总督。帖木儿帝
国向东扩张的一切威胁已经消失。
１４０８ 和 １４０９ 年，沙合鲁派使者去南京，１４０９ 和 １４１０ 年，傅安等人带了
中国朝廷的礼品又往哈烈。１４１０ 年 ３ 月，哈烈又一个使团来到，而回派到哈
烈的几名中国使者又带去了一封皇帝的信，信中声称与沙合鲁是君臣关系，
沙合鲁复信的措词同样傲慢，他劝皇帝信奉伊斯兰教，并拒绝中国的宗主权。
但这一意外事故并没有中断使团的往来，并且引人兴趣的是，尽管两位统治
者有分歧，他们的信件都强调商业的需要，明统治者于 １４１６ 年 ７ 月又送去的
一封信的内容也是如此。
带来沙合鲁措词尖刻的复信的使者们由明帝主要的外事专家陈诚（死于
１４５７ 年）、李贤和宦官李达护送回国，他们还护送这一年早些时候来到中国
的中亚使者回各自的国家。这个使团的出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于 １４１４
年 ２ 月 ３ 日离开中国，随带了送给各地统治者的丰厚的精美纺织品礼物，并
于 １０ 月后期抵达哈烈。从哈密和土鲁番到撒马儿罕和哈烈，使团访问了 １７
国。回国后，陈诚和李贤随即呈上了他们行程的记述，其中详述了有关他们
访问地的地形、物产和风俗。这些文献提供了 １５ 世纪关于中亚和亚洲内陆情
况的可利用的最详细的材料，并使明朝廷取得了关于西域的新情报来源。①
１４１６ 年 ７ 月，陈诚又被派遣与另一名宦官护送失剌思、撒马儿罕和哈烈
③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87—188 页。德雷尔估算明初部队实际兵力的根据分别是记载在《明
实录》的《太祖实录》＇380＇（1418 年；1961—1966 年台北再版），223，第 3270 页和张廷玉等人编的《明
史》＇41＇（1736 年；1972 年北京再版），90，第 2193 页中的 1392 年和 1393 年的军队总人数数字。见吴晗：
《朱元璋传》＇587＇，第 79、81 页。吴晗在《明代的军兵》＇593＇第 101 页估计军队总人数在 1393 年以后约
为 120 万，在永乐年间约为 280 万。但是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558＇第 51 页中则说以上洪武统治时期的
数字有点保守。
① 见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 191 页。关于北平省的人口，见《明史》＇41＇，40，第 884—885 页。
关于迁移到北京的情况，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 148—152 页。
的使者回国，同时带了送给沙合鲁及其子兀鲁黑伯格的丰厚的礼物。这个使
团在 １４１８ 年 １ 月回国。同年 １０ 月，明帝又派宦官李达出使哈烈，李达带了
皇帝私人的信函，以及例行的珍贵礼物。根据现存的波斯文材料，此信对沙
合鲁以政治上平等的人相待，称他是一个开明的和有洞察力的统治者，并放
弃了明帝是沙合鲁的宗主的姿态。沙合鲁欣喜之余，回派了来自中亚的最精
心安排的使团，使团于 １４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抵达北京。①
使团受到隆重的接待，不过它在京城履行了纳贡制度下应该履行的对中
国皇帝致敬的一切正常仪式。在与帖木儿帝国统治者通信时不论皇帝作了什
么让步，但在中国朝廷上，君臣关系的门面则是不能妥协的。使团留在北京
几乎达 ６ 个月。它受到皇帝的几次接见，并参加了宣布北京为新明都的仪式。
波斯使者之一吉亚斯丁？纳加什对使团作了详细的、即使偶尔也有谬误的记
载，它至今犹存。
陈诚未在场目赌这一盛典，因为在 １４２０ 年 ７ 月，他又被派率一使团前往
中亚。但人们对这最后一次出使西域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因此，我们看到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也许甚至大力促
进了与它们的贸易。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 ２０ 个使
团、３２ 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１３ 个土鲁番的使团和 ４４ 个哈密的使团。这
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
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以及纸
钞（它们可以此购买中国货物）及其他贵重物品。①从双方的通信中可以明显
地看出，维护商业关系是这些交流的最主要的动机。中国的政府和皇帝因急
于促进贸易，愿意对冒牌的“纳贡使团”故作不知，甚至放弃了天朝大国的
姿态。对中亚各国来说，它们愿意通过纳贡制度的各种形式前来北京，以便
保持它们的贸易特权。
西藏
早在 １２０７ 年，成吉思汗的使者已经到过西藏，蒙古人与西藏发展了一种
关系，即西藏人接受蒙古的保护和承认其宗主权，同时给蒙古的统治者们提
供精神指导。西藏的喇嘛在元朝的朝廷中一直很有影响。在忽必烈统治下，
蒙古人与萨迦派教团的领袖们谈判，并承认后者为西藏 １３ 省的帝师。他们的
地位受到一个敌对教团止贡派的挑战，后者得到了伊朗的伊尔罕蒙古人的支
持。止贡派在 １２９０ 年才被彻底击败。同时另一个西藏宗教教团噶玛派在元朝
宫廷继续拥有强烈的宗教影响。元代诸帝试图把西藏置于一个集权的政府之
下，但是实权仍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族）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
内部的权力斗争继续进行。随着蒙古力量的衰落，萨迦派的势力也随之
变弱。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绛曲坚赞，此人原为萨迦派僧人，又是雅鲁的地
方领主。从 １３３２ 年起经过许多征战后，这个僧人逐渐控制了西藏。１３５１ 年
元朝承认他为帝师以取代萨迦派的大教长。绛曲坚赞不仅仅是另一个宗教教
长；他的目的是要重建唐代的前吐蕃王国，重新树立西藏人的民族主义和消
灭蒙古宗主权的一切痕迹。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即帕木主巴诸王）试图维持
① 关于黎澄制造火器的作用，见张秀民：《明代交趾人在中国之贡献》＇31＇，第 70—75 页；埃米尔？加斯
巴登：《关于安南人传记的两篇文章》＇185＇，第 111—113 页。
① 关于永乐年间北方的边防，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 78—85 页；吴缉华：《明成
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575＇，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03＇，I，第 162—166 页。
一个君临全西藏之王的思想，并且在 １５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一直是西藏主要的
世俗力量。②
在明朝掌握政权时，西藏寺院教团之间的宗教对立常常导致公开的战
争；宗教和政治权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还不清楚南京对这种事态的了
解程度。据说明代的开国皇帝急于想阻止唐代与吐蕃人发生的那种纠纷的再
现。但他并不去与帕木主巴诸王建立联系，而是与控制较近的康区和东南藏
的噶玛派大住持们接触。皇帝派一使者前往，要元代时任官职的人来南京，
以便重新授职，第一个使团于 １３７２ 至 １３７３ 年间的冬季抵达。当时教团的教
长为黑帽教派的乳必多吉四世活佛（１３４０—１４８３ 年），他在 １３５９ 至 １３６３ 年
曾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