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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份，日本人向满洲长驱直入，在鸭绿江附近的九连城和凤凰城打败了中国人。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中国人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三千三百万余发枪弹、约二百五十万发炮弹。①大连的陷落大大地便利了日本人对貌似“不可攻破的”中国海军基地旅顺口的攻击行动，结果使旅顺口于1894年11月21日失守。这不仅使日本得到了东亚最优良的海军船坞，而且严重地瓦解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使北京陷于惊慌失措之中。
11月底和12月初，日本人在满洲攻占了几个重要据点，如复州、析木城和海城。1894年12月13日海城失守的后果特别严重。它不仅阻断了交通和分割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使沈阳本身也成了易受攻击的目标。在后来的战斗阶段，清军三番五次地企图夺回海城，往往牺牲很重，但迄未得手。
1895年1月初日军占领盖平，使它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交通联络更形便利，也使日本控制了所有从辽东到中国的内陆和沿海通路。本月稍晚一些时候，日本人开始进攻山东，作为向北京作大钳形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在1月18日炮轰登州作牵制性进攻，两天以后侵入荣成，在半个月内经过几次恶战之后攻占了威海卫。用一位法国观察家的话说，威海卫之役提供了陆海军紧密协同作战的“引人注目的范例”。日本“显示了现代的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对要塞实行猛袭；巧妙地操纵大炮和船只；〔还〕敢于发动鱼雷攻击，让港口塞满了被击沉的船只”。①
威海卫的陷落对中国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余北洋舰队的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被日本人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和其他几位陆海军将领纷纷自裁。现在，从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人可以长驱直入了。在中国人主动提出和平倡议期间，战事继续在山东和满洲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包括淮军的若干大分遣队在内）和其他将领的率领下，对海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虽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人数之比有时略超过二比一（约六万人对二万五千），日本人仍顽强地守住了城池，使对方伤亡惨重。中国人曾取得几次战术上的成就，但是迄未取得重大的胜利。②
在3月份的头两个星期，日本地面部队在满洲拿下了牛庄、营口和田庄台。此后不久，日本人又开始侵犯台湾，3月25日攻占了澎湖岛。在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4月17日），日本作好了准备，要从南满和山东半岛对北京进行钳形进攻。虽然据说中国人已集结了十五万到二十万名军队在直隶北部，但他们不大可能守住北京。
中日战争从头至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①（张书生译）
② 山县有朋：《日本的军队》，载大隈重信编：《新兴日本的五十年》，第1册第209页。史密斯：《中国和日本军事方面现代化的比较研究》，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杂志》，16（1976年）第11—23页。
① 见普列赛森：《侵略中国之前欧洲人培训的日本军队》，特别请看第三、四章。布拉塞编：《海军年鉴，1895年》，第91页。杰恩：《日本帝国的海军》，第36页。瓦格茨：《军人的国防与外交》，第185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9页注28。
② 下面的叙述主要根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1—108页。《日清战争实记》，中译文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18—286页。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编：《日中战史》，第1册。布雅克：《论中日战争》。郭颂平（音）：《中国对外人蚕食的反应：专论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53年）。郑昌淦：《中日甲午战争》。刘凤翰：《甲午战争双方兵力的分析》，载《中国一周》，829（1966年3月14日）第13—16页，830（1966年3月21日）第11—14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瓦拉：《东方的战争》，载《美国海军学院会议录》，卷21第4期（1895年）第691—739页。关于有关的日文著作，见关于本章的书目介绍。
① 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215、223、231页。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34—36页。《日清战争实记》，载同上，卷1第246—256页。
① 索瓦热海军少校：《中日甲午战争》，第204页。伏拉的米耳：《中日战争》，第303—304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69—275页。
② 《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75—27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3—65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0—227页。
①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90—108页。杜布莱：《中日甲午战争梗概》，第62、70—71页。索瓦热：《中日甲午战争》，第229页。《日清战争实记》，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281—285页。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背景——西方冲击的形势
在中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了思想的风云激荡过程，这不仅产生了变法维新运动，也预示了一个社会文化变化的新时代的到来。诚然，这种激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发展。在儒教中，反对流行的汉学学风的反作用继续在中国学者中存在，对佛教和古代非儒家的各种哲学思想的兴趣也重新出现了。然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地是十九世纪初期已经开始的思想界变化的结果。①而使这些本国固有的发展转变成思想激荡的原因，则是西方的扩张引起的变化。
这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侵略是显而易见的一面，它表现为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造性质的，它表现为在与西方接触时带给中国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在1890年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但到1890年帝国主义侵略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蒙受被日本击败的羞辱后不久，1895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开始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一争夺的高潮中，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了旅顺口，这些行径使中国面临立即被分割的危险。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气氛形成了，全国弥漫着被瓜分的恐惧。
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对华的改造的影响（它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不断地在起作用）的新发展同时出现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它的最明显后果无疑是发生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社会经济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在那里引起了持续的累积的经济增长，结果，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社会变动的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仰，同时提出了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
尽管有这样地区性的变革，在整个十九世纪末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通商口岸。在这些小而孤立的土地之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受的影响甚少。中国的绅士照样享有他们传统的上流社会地位，仍是帝国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简言之，虽然西方的扩张在通商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
然而，就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来说，情况却是不一样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九十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为了理解这些重要变化的意义，我们必须放眼纵观前此数十年内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
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