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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皱了皱眉头，没有接张亮基的话茬。
曾国藩把张亮基送到辕门外，忽然用手指着“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衙门”的匾额道：“张中丞啊，时人都说长毛的王多军师多，我看我们哪，王不多，军师也不多，倒是衙门口多起来了！我看我这里呀，称衙门不妥，改成发审局或审案局吧。替地方缉匪拿盗，除贼安民，应该是临时的办事衙门，叫发审局更恰当些。您老以为呢？”
张亮基边上轿边道：“您曾涤生是在籍侍郎，随您怎么办吧。只要您肯出山，无论怎样，我湖南都能多一份力量。衙门也好，发审局也好，审案局也罢，那是您跟皇上之间的事，本部院可管不着。”
送走了张亮基，曾国藩把曾国潢传进签押房，吩咐曾国潢带人，将“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衙门”的匾额摘下来，然后到临街的招牌铺子订刻一块“湖南发审局”的匾额。
曾国潢一听，登时愣住，说道：“大哥，衙门的匾额可是张抚台挂上的呀，您摘下来不合适啊！何况，在衙门里办差多神气呀。发审局，那不和劝捐局划成一个层次了吗？大哥，您听我一句话。这匾额啊，说什么也不能换。就算他张抚台想换，您还得跟他争一争呢。”
曾国藩三角眼一立道：“澄侯，你又在胡说！照常理，帮办团练大臣是不准有衙门的。张中丞设了个衙门，不过是看在大哥做过侍郎的分上。长毛无论怎么闹，国家无论怎么用兵，朝廷的体制都不能乱。澄侯，你还没听懂大哥的话吗？”
曾国潢很无奈地点了一下头，一脸不高兴地走出去。
试问，“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衙门”和“湖南发审局”当真有什么区别吗？
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
按大清国定制，衙门都是国家在各省常设的办事机构，准用印，使用朱红印泥；而“局”“办”，则属国家在特定时期临时设立的办事机构，差事办结便撤消，不准用印，只准用关防，使用紫红色水。最初，大清在各省所常设的办事机构，只是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按察使司按察使两个衙门，而巡抚和总督则是临时派遣官员，所以用的是关防而非印。康熙以后，随着政局的稳定，清廷把巡抚和总督也定为常设，但仍使用紫红色水。
曾国藩从看到“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衙门”开始，便总觉得有些故意招摇，而“湖南发审局”则就贴切了许多。
曾国潢走出后，曾国藩马上安排王荆七研墨，他则坐在案边，手抚胡须，一边喝茶水，一边打腹稿。
王荆七把墨研好退出去，曾国藩又思考良久，这才铺开上折用的龙纹纸，挽起袖子，刷刷点点给朝廷上了到省城后的第一篇折子：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折曰：“奏为遵旨帮办团练匪事务，敬陈现办大概规模，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三日，准湖南巡抚兹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等因。钦此。又于十五日接巡抚函称：武昌省城被贼攻陷。闻信之下，不胜愤憾。贼势猖獗如此，于大局关系非轻！念我皇上宵旰南顾，不知若何焦灼。臣虽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即于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驰抵省城，与抚臣面商一切，相对感欷。
伏惟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赀。小民倚财为命，即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若经理非人，更哗然而滋扰。非比嘉庆川楚之役，官给练费，不尽取之民也。臣此次拟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卫之乐，而不复以捐赀为苦。庶几有团练之实效，而无扰累之流弊。
至圣谕搜查土匪一节，前月抚臣张亮基曾有一札，严饬各州县，查拿土匪痞棍。令州县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专丁送信至抚臣署内，设法剿办。现在各州县遵札办理，屡破巨案，业有成效。臣又以信谕绅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团之匪徒，断不能掩本团绅耆之耳目。绅耆密告州县，州县密告抚臣，即日派人剿捕，可期无案不破。
抑臣又有请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焰益炽，如湖南安徽江西毗连之省，皆为其所窥伺。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武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祁继光近人传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谨将现办情形，敬陈大概。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折子写完。曾国藩想了想，又含毫命简，给朝廷上了一个“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
片曰：“再，臣在京师十有四年，往年进京供职之时，臣之祖父母及父母皆在堂。今岁归来，祖父祖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亦没。其时长沙尚未解围，风鹤警报，昼夜惊惶。即将母棺仓促权厝，尚思另寻葬地，稍展孝思。臣父已老，久别乍归，亦思稍尽定省之仪。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面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再四思维，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区区愚衷，不得不预陈于圣上之前，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乌鸟之私，伏乞圣上衿全。所有微臣下情，谨附片奏闻。”
曾国藩将折片交由湖南巡抚衙门拜发的同时，又给湖南巡抚衙门和京师军机处分别上了“请刻湖南发审局”和“请赐刻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两枚关防呈文。
“请刻湖南发审局”的呈文当天就批转回来，上面多了“核准照刻”四字和巡抚衙门的紫花大印；“请赐刻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的呈文则连同折片由巡抚衙门一同代发。
曾国藩收到巡抚衙门批文的当日，便让曾国潢连夜请人镌刻“湖南发审局”木制关防一枚。
曾国潢心里虽老大的不愿意，但也不敢违命。
第二天一早，“湖南发审局”关防送到签押房。
曾国藩拿起关防与自己画的图形对了对，当即启用。
打发走送关防的人，曾国藩先札委长沙籍回籍养疾的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二人，到发审局襄办局务；旋又他自己关在签押房里，动手草拟了一封《与各州县书》
书曰：“启者：国藩于六月奉使江西，七月廿五日在安徽太湖县痛闻先慈大故，即日奔丧，买舟西上。行至武昌，始闻长沙被围之信，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于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十三权厝先慈于居室后山。方拟另寻葬地，稍尽孝恩。腊月十三奉到谕旨，命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即于廿一日驰赴省城与张中丞商办一切。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沧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